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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大爷刘治平）“坐吃牙行斗秤、烟馆赌场硬股”〔7〕。初读此句，犹如醍醐灌顶。“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于是，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分清。
五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套用《水浒》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话说：“这两个哪里似个出家人（公司经理），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办公司）影占身体。”〔8〕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血酬也可以显得比较平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公司和保护费之类名号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像《水浒》时代那样直接叫“供奉”，或者称之为贡、税、饷、捐，横主儿和地霸们直接索贡、征税、派饷、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经地义，何必涂上平等交换的油彩？
博命组织的内部关系也值得一说。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土匪和黑帮内部，博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会，特地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拨袍哥组织的内部关系，描述了哥老会内部的不平等。通告云：
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9〕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在李珍指使路春贵当“肉墩子”砸赌场的案例中，路春贵卖命为李珍夺来了韩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干的位置，从此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本人或许很满意，可这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当。即使扣除了买通官府、应付官司和策划运作的费用，其中仍有类似“剩余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顺着“血酬”的思路称之为“血利”。李珍经营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个体博命者的水平，进入了“血本”经营家的层次。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六
谦德庄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却成为特色鲜明的“特区”，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与官府规定的社会秩序大有差别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点称作地盘秩序，随处都可以见到。前边提到的湘西土匪和关东马贼，那里就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广东则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带有“土围子”秩序，上海青帮使当地秩序严重变形，四川袍哥同样如此。更高一层，天津先后成为不同军阀的地盘，四川的军阀防区制度则有更强的独立性，每个防区近似战国七雄的一个独立王国。再高一层，山西、广西等省又有自己很稳定的一套秩序。放眼望去，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豪门大族，或道门教会，或贪官污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这种体制在魏晋时期也兴旺过一阵子。
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是不错的，这是“真龙”横空，百兽退避的格局。可是“飞龙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年到头不休假。龙也有强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懒。即使是一条勤快的强龙，高高在上，一双眼睛岂能看住伪装良好遍布天下的地头蛇？与真龙天子的控制强度反向对应，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兽。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越说越像是说大话了，就此打住。
注释：
〔1〕米秀沣、刘金荣、蒋茂增、蔡国儒、刘文秀：《话说当年的谦德庄》，尹文华记录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以下的引文来自对原文的删节，个别语句及其位置有所调整。
〔2〕〔5〕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3〕《镇平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二三十年代匪患专辑；阎宝庆：《土匪洗劫土寨村的回忆》等。另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各种材料还可见于《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姚雪垠：《长夜》等。
〔4〕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另见《中国秘密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第538页。
〔6〕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2页。全句是：“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到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7〕《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5页。
〔8〕《水浒》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9〕转引自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33页。
“书生谋国直堪笑”
——关于张东荪
？ 黄 波
也许真应了“不贤者识其小”这句套话，读完厚厚一册《张东荪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给我印象（刺激！）最深的竟是传主的一段自白：1916年，素来以“政论家”自期的张东荪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在一篇讨论“联邦制”的文章中沉痛地说：“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1〕窃以为，对张氏这段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揭出了近代中国“政论家”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具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不能不对现实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政论家”的政论却往往要撞入被实力派别把持的现实政治的鬼打墙。
张东荪，这是个当代人已然陌生的名字。先引用谢泳的一段话：“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三十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2〕这段话中颇有值得辨正的地方。首先，张东荪不仅是在1949年以前享有高名，1952年更因一起离奇的“叛国案”而名播宇内；其次，张东荪的声名似乎并非建立在纯粹的学问领域，耿云志在《张东荪传》的序言中说传主的“哲学未免浅而驳杂”并不能算轻薄前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张东荪主要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引领一时风骚，他不但积极输入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更以一种“介入”的姿态月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介入”的姿态很容易给旁观者两种不同的观感，褒者曰有责任感和事业心，贬者难免要讥其过于热中不甘寂寞了〔3〕。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1886年生于浙江钱塘县一官宦世家，自幼在父兄的督责之下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十六岁时对佛学产生兴趣，佛家义理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1904年前后，张东荪获得官派留学的资格，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一方面接受西方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训练，另一方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萌发“救世之心”。留学期间结识了对其人生走向关系甚大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留学归国，以《东方杂志》上一篇《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啼声初鸣，拉开了书生论政的序幕。武昌首义后，张东荪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的人每人拿着一张证明书就到北京去了”，而张东荪却没有到任，选择了办报。这期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同意；梁启超组建统一党，后来改为进步党，其中的骨干如张君劢、蓝公武都是他的知交，他也未参加。张东荪1948年回忆斯时心境：“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手里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不知怎么办好……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是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4〕
张东荪所谓“其他的地方”就是评议政治。一个有“救世之心”的人雅不欲在纷纷扰扰的近世政坛上一试身手，却一心要卖弄嘴皮子，这与其说是自谦还不如说是张东荪骨子里透出的自负。按照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平等、自由等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以及小团体利益之上。作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人，张东荪在自我定位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式“士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公共利益的职责有相当清醒的自觉，并据此对“干政治”与“评政治”作了一番区别，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5〕评政治的张东荪很快显示出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按他的个人政治倾向，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本来是稍稍向国民党人倾斜的，可是他“下海”后的第一枪却是指向国民党，对民国初年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期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扩大国会权力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只会损及法之尊严。张东荪在此处表现出的锐利眼光和对法治精神的执著追求足以让今人汗颜！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是还在为国民党人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的策略大加赞赏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内阁制、总统制孰优孰劣，不在于该不该对袁世凯的权力加以制约，而在于一种制度能不能因人而变？如果袁世凯的总统权力需要制约，先前就任的孙中山就不需要制约了吗？在独立的政论家的眼光烛照之下，以法治为名谋党派利益之私的行为自然无以遁形矣！
近代中国风雷激荡，各种理论思潮交汇搏击，政论家张东荪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辞抨击，同时又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努力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从而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张东荪自称“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之激烈到了惊人的地步，直言“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对国民党以人民知识程度不够为借口实行训政的倒行逆施严辞抨击。他说：“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时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6〕“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甚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既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既在宪政，为甚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可以种出新树来。”〔7〕批评虽然激烈却没有一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显示出了逻辑的力量。张东荪同时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革命政党，由于革命环境的熏陶，其“心理不免于失常，总是疑心人家要来谋我，对任何人很难办到完全相信到底”，其自身的严密性组织性、权力的高度集中、革命斗争的坚决性，使它惟武力是信，同样不合近代政党的原则，不合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要求。在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后，张东荪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告“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宣布要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张东荪仍然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令人震惊的“张东荪叛国案”也源于张氏天真地希图以民间立场、调解人身份疏通中美关系……和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在论政的一生中是多变的，尤其是在他以中间力量的身份参与调停国共冲突失败以后，面对民盟解散、“第三大党”瓜分豆剖的现实，一向主张走民主宪政之路的他转而对革命和斗争哲学部分认同，企图各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所长，建立所谓“新型民主”。怎样看待这种“多变”？以梁启超之贤，其“多变”亦常常不为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