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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者、所有主和聚敛财富的人们。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贪婪吝啬的性格，相反，他总是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慷慨大方、宽宏大度和有求必应的品格。随时准备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不过，由于他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他也渴望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而要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必须拥有大量的钱财。他知道，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除了精神上的自由，还需要物质上的保障。于是，他对财产的拥有便在深深的憎恶的同时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或许，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早已预示了他未来作品的复杂艰深，未来的作品《二重人格》正是他此情此境下真实心理的写照。
唯其性格中的矛盾复杂，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才会真正的热爱生活，正如他晚年所说：“我是为了生活而热爱生活”。因为生活自身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足以令这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轻人咀嚼再三，沉醉其中。他渴望物质上能够得到充足的保障，但对精神自由的热恋却又使他可以抛弃一切。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有可能占去几个月的时间，从而中断了他那业已开始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性格复杂却又爱走极端的青年人决心从现在起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于是决定辞职。“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的首要的目的和志趣！”他写道。
1844年10月他获准离职。这是他的生平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了。此前他已写过两部未完成的剧本，而此时他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构想，对未来充满了憧惊。很快，他的第一篇劳动成果——他从法文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了。尽管译文发表时，已被刊物删减了1／3，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不满，但这毕竟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墨迹第一次变成可供众人欣赏的铅字，他还是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长兄，“妙极了，妙极了，我的译文简直无与伦比！”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剧烈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这部“社会百科全书”，包括了91部小说，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以空前宏伟的规模，空前丰富的内容描绘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中的几部最出色的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农民》等，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名著。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它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箍桶匠葛朗台精明强干、白手起家的经历，刻画了他的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形象，他老婆死后给女儿留下的遗产，他也要千方百计从女儿手中夺过来。与此同时，作家还塑造了善良纯洁的少女欧也妮的形象，更加反衬了老葛朗台卑鄙的嘴脸。老葛朗台的形象是巴尔扎克贡献给世界文学人物画廊的一幅珍品。
对这样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锻炼。对于他来说，这是磨炼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课堂。这表明这位文苑新秀已经大胆地、娴熟地掌握了文学语言，从而使他有可能从事巨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了。
步入文学界
《穷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辞掉了公职，他把自己抛进一个浩瀚无际的文学海洋。在这海洋中，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在酝酿着未来的悲剧作品和人物形象。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旧日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被让到朋友的寓所。格里戈罗雏奇也喜欢文学，并已开始尝试创作。他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新作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格里戈罗维奇读道：“……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惊讶地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面孔，不禁惊喜万分，是呀，“叮当弹跳着的硬币”，多形象，多生动！从这件小事里，已经显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性。
不久，这两位朋友搬进同一个寓所居住。据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白天加上半个晚上，紧张地伏案写作，但对朋友却只字不提写作的内容。
从1844年冬天到1845年夏天，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在他的同室朋友看来，他几乎发疯了。一天，他突然把格里戈罗维奇拉进自己的房间，那个不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一摞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处女作《穷人》完稿了。
那时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还太不自信，他忐忑不安地告诉老朋友，不知道这部书稿应该送到哪里，又不敢投寄给杂志社。可是当他朗读给格里戈罗维奇听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震惊了，他感到，如果说自己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作家的话，和初出茅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却远远不如。“我们把稿子拿给涅克拉索夫看一看？”格里戈罗维奇提议道。“涅克拉索夫？”年轻的作家听到这个当代著名诗人的名字不禁有些惶恐。
涅克拉索夫 （1821—1878），俄国诗人。在年龄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但他在17岁时在《祖国之子》杂志发表了短诗《思想》，不久又出版了诗集《幻想与声音》。在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道路。在40年代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他的代表作者 《诗人与公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最后的歌》等。他的诗抒写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命运，洋溢着对人民真诚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着老朋友去见涅克拉索夫，他们握了一下手。腼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书稿便告辞了。“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年轻的作家边走边想着。甚至当他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写出的手稿将要被人嘻笑指责时，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去将它收归已有。但是，他又想道：“难道这一切，这一切我握着笔对这部小说苦苦思索的时刻，都是虚伪，海市蜃楼，表露的都是不真实的感情吗？”当他发现自己的价值将要由别人的判断来决定时，他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未成名作家的痛苦。
那天晚上，他到老远老远的一个从前的朋友家里去，和朋友谈论了一夜
《死魂灵》。他试图以此来摆脱手稿被人审阅所带来的惴惴不安。在照耀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里，他回到家里已经四点多钟了。天气睛和，他睡不着觉，就打开窗，坐在窗边。突然，门铃响了。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门开了，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猛地冲进来，狂热地拥抱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作家简直是惊呆了。
原来，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在昨晚开始读那些稿子的。“读10来页就可以看出来了。”涅克拉索夫说道。可是，读完了10页，他们决定再读10页，然后不间断地坐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一个人念累了，就由另一个人接替着念下去。他们读完了全部手稿之后，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们去找他，睡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
原来敏感多疑，不善交际的涅克拉索夫真的被这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震惊了，以至他竟然作出了不太附合其性格的举动。他们在一起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却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谈到诗歌，谈到小说，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也谈到了别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去给他看，您就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您跟他认识了，您就会知道，他有着一个怎样的灵魂！”涅克拉索夫热情地说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他的处女作将要受到一次更为严格的检验。
别林斯基 （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艺术的观念》、《诗的分类和分科》等文章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首次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在文学史观和文学评论方面，别林斯基着重探索、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把美学理论同文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文学批评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精确的艺术分析见长，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学分析和富于诗意的相象力融为一体，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等。“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喊道，走进了别林斯基的书房。“您以为果戈理长得像菌子一样快吗？”别林斯基揶揄道。但他还是把手稿留了下来。
当涅哀拉索夫晚上再去找他的时侯，一向冷静的批评家“简直激动得不得了”，他叫道：“请他来，快点请他来！”
第二天，年轻的作家与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相见了。别林斯基像是蹩闷了许久的样子，睁着燃烧般的眼睛，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您自己知道不知道，您写了什么？您只能像艺术家那样，凭着直感写出这种东西，可是您自己能够领会您给我们显示的这一切可怕的真实吗？您只有20来岁，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您写的这个官吏——他勤勤恳恳工作到这种地步，甚至由于屈辱感，都不敢认为自己有权做一个不幸的人，当好心肠的将军赏赐给他100卢布的时候，他神魂颠倒，受宠若惊，不懂 ‘大人’怎么能够怜惜像他这样一个人！还有掉落的钮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这简直不是对不幸的人的怜悯，而是悲惨，悲惨！他的这种感激中，包含着悲惨！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把最主要的东酉写出来，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让最不善于判断的读者也一下子就可以把一切都明白过来！这便是艺术性的秘密，这便是艺术中的真理！这便是艺术家对真实的服务！真理展示并宣告在艺术家的您的面前，像天禀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得珍视您的天禀，对它忠诚不渝，您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别林斯基家里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着批评家热情洋溢的评论，仁立着，凝望着天空飘动的云朵，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整个心灵都感觉到生活发出了庄严的一刻和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带着怀疑、怯懦和欢乐的复杂心情问自已：“我真是这样伟大吗？”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发表。
从童年时代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生活在“穷人”——城市贫民中间，对于狭窄阴暗的贫民窟的状况，潮湿的地下室的生活，不仅耳闻目睹，而且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穷人”的生活引进文学的天地。
《穷人》是一部书信体的中篇小说。它通过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与孤女瓦莲卡·杜勃罗谢娃通信的形式，描述了他们及周围的穷人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展示了彼得堡下层社会的生活环境；一幢幢被烟熏黑的楼房，烟雾中弥漫着一股股瓦斯的气味；丰坦卡河滨平滑的大街以及在大街上出售发潮的蜜糖饼和烂苹果的浑身肮脏的婆娘；龌龊不堪的楼梯上堆放着各种破旧物品和洗衣盆，院内绳子上晾晒的内衣散发出一种糜烂的甜腻腻的奇怪味道，“就连黄雀闻到这种气味也会被呛死的”。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着的是一些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着的小人物：杰符什金穷困潦倒，被人看得连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瓦莲卡无依无靠，沦为卖笑的女子；杰符什金的邻居高尔希科夫，父亲失业，孩子挨饿，栖身的斗室时从没有过欢乐，只有凄恻的寂静、呜咽和哭泣……
小说既描绘了这些小人物们的贫困的经济生活，又以浓重的笔墨，挖掘了他们屈辱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极大的同情描绘了杰符什金这一形象。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务员，平民出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旧传统像锁链一样束缚着他的思想。他的人生哲学是安于天命，认为“在人的命运里各种地位都是全能的上帝派定的”。一般情况下，他勤于职守，安分守已，过着孤寂、清贫的生活，只要稍有周折，便会落入贫穷的深渊。在贫穷中，他几乎不可能有独立地意志，他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唯恐遭人非议，受到凌辱。他喝茶、穿外套与其说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所谓“好的名声”；他甚至不敢去探望自己所爱的姑娘瓦莲卡，只是因为害怕别人“造谣诽谤”。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对自己的主体人格有着强烈的意识。他深深感到，他“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他心地善良，对爱情纯洁无私，富于牺牲精神，对“穷人”充满了同情。然而，他又是那样的软弱，“只有一副绵羊心肠”。经不起任何打击，一旦受到侮辱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产生自卑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写出了这一小人物在贫穷的境遇里所具有的复杂的心态，然而，这个年轻的文学家却无力使他笔下的主人公逃出悲惨的命运，杰符什金最终只能在贫穷潦倒中了此一生。
小说的现实主义描写，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议，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力量。因此博得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赞誉，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与果戈理的《外套》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但他不仅继承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且还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首先，他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展示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19世纪古典作家中，他最早把被压迫的都市平民生活写进了作品。其次，比较果戈理，他更深入地开掘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穷人》中心理描写的细腻，人物刻画的简练鲜明，新鲜的语言，都给当时的俄国文坛带来了新意。
《二重人格》
《穷人》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从前那种忐忑、怯懦的心情，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他像是在阴霾许久之后重新见到了太阳，而他发现，那太阳就是他自己。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了。在给哥哥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有的人，甚至别林斯基也发现我大大超过了果戈理，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我笔下的人物是用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综合的方法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深入分析每个因素，然后才描写整个现象。……”
应当说，他对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手法把握得非常准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有些忘乎所以。由极度的自卑到极度的自傲是许多天才作家在刚刚显示自己的天才时的典型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逃脱。
与别林斯相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了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圈子。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沙龙，名流聚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俄国当时的许多艺术家，诸如：屠格涅夫、维亚津姆斯基、丘特切夫等等。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因写作《穷人》而受到别林斯基青睐的年轻人，还十分尊重，但时间一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与这些名流们在政治思想、伦理主张、宗教观念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出版了。这是一部作家本人直到晚年都非常喜爱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如《穷人》一样的轰动，因为文学界的那些名流不喜欢这个作品，而别林斯基也只是在描写方法方面对之予以了肯定。围绕着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分手了，最终导致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二重人格》仍然使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具的分析的描写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官，具有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