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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848年2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1849年4月27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年初，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很大程度上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创作，认为《钦差大臣》是“我个人灵魂的历史”，《死魂灵》是“不足月的婴儿”，“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杜撰的漫画”。他对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意味着他对曾经支持鼓舞过他的别林斯基等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否定，因而引起了革命的敌对阵营的连声喝采，也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国外养病，他怀着强烈的愤慨，写长信严厉谴责了果戈理的行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信中他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别林斯基指出，俄国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他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觉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很快，这封信手抄搞也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并在那天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例会上进行了宣读。出席小组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沙皇“第三厅”的密探、正在大学读书的意大利人安托涅利。
这封信给小组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按安托涅利的报告是“所有的人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小组中每个人似乎都显得很激动”。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这封信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已与别林斯基决袭，但在一些观点上他们还尚有一致之处，他是赞同别林斯基的最低纲领的，即：取消农奴制，废除体罚，严格遵守纪律。不过，他也很崇拜果戈理，因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他也会感到十分伤心，难于接受。他的的确确并不认为俄国官宦阶层都已彻底腐败，相反，他认为那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他所喜爱的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别林斯基对俄国农民的评论是不能接受的，别林斯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
一周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就在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发了迷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共 34人的命令。
深夜，刚刚回家不久的陀思妥耶无斯基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一名宪兵少较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命令将所有物品贴上封条。
翌日，惦思妥耶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帝俄时代专门监禁革命者的地方。
面对死亡
要塞的围墙很厚。窗户被涂成乳白色，在惨淡的阳光照射下有如人的白骨。隔窗可以望见棱堡的高墙。玻璃窗脏得令人作呕，但犯人们还是拼命把脸贴在玻璃上，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彼得堡上空一小片灰色的天空，天空中时而会飘过几片残云。
囚室里晦暗而潮湿，墙壁上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青苔。笨重的房门上有一条几乎不易被人发现的细缝。这是监视孔，随时都有看守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向里观望。
这就是关押陀妥耶夫斯基的囚室。这是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中最阴森可怕的去处，是专门用以囚禁最重要的国事犯的。许多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受过残酷的折磨。
沙俄政府打算利用彼得位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一案件进行广泛的反革命宣传，因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审讯机构。他们向陀思妥夫斯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书面供词。在今天看来，这些供词仍以其深刻有力的思想，独立真实的见解，光明磊落的襟怀而令人惊叹。他竭力为朋友们开脱罪责，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供词中，他不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和控诉侦察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当面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惧怕在沙皇的刽子手面前暴露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他仍在继续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勃勃的信念。他抗议书报检查机关对他的创作意图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公开为自己在俄国文学中开创的悲剧风格而斗争。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知道自己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力量的作家。在供词中，他总结了自己3年来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与美学探索，阐述了时代的思想斗争，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狱中供词几乎成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
在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病弱的躯体受到进一步摧残。他经常失眠、恶梦不断，常常感到体力不支。但是，精神的力量在鼓舞着他，他尽一切可能地阅读文学作品，他相信这些文学作品足以鼓舞起他面对死亡的力量。他被莎士比亚的《奥塞罗》、《麦克白斯》而陶醉，也为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而激动不已。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构思了3个中篇小说和两个长篇小说”，并动笔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英雄》。
经过长达7个月的审讯，军事法庭结束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审理。一个月后，最高法院根据陆军刑法典宣判，将21名被告处以死刑。
1849年12月 22日，死刑期来到了。对于北半球的人类而言，这也是黑夜最为漫长的一天。早晨，天还是完全漆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20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上囚车，向谢苗诺夫校场驶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了，但他还是很冷静，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有复发过，他以自己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了病体的袭扰。囚车驶过谢苗诺夫校场，他从窗缝向外望了望，操场上挤满了看客。
他一下车，便看到了那些已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们。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虽然行将就土的犯人们相互见到时仍然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勃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互相拥抱。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肃杀气氛。
宪兵们将他们分开，使之排成散兵线，并把他们带上一座黑沉沉的断头台。
检察长扯着嘶哑的嗓子开始宣布判决书，冷酷无情的判决词在寒风中传遍整个校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他的名字，此时，他的头脑有点麻木，他突然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许许多多的亲人。他突然想到，“有多少时光都白白地浪费掉了，有多少时光都在迷惘、谬误、无所事事和浑浑噩噩中虚废了；我太不知道珍惜它们，我做过多少违心的事啊”。想到这时，他对生命涌动起一种最真实的热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
检察长的判词宣布完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击鼓声，几个身穿花衬衫和黑色棉绒裤的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一个神甫伸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每个囚犯去吻。
当那冰冷的十字架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上时，他像是看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骨嶙峋的殉道者。基督精神贯注在他幼年教育的全部过程，并在他成人后光大为充满慈爱与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热爱基督，并对这个冰冷的十字架充满爱慕。他以为，那是一轮太阳。“……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3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时的情景作过这样的回忆。
最后，这些“罪犯”们被换上了又宽又大的白色长袍，白色软帽拉到了眼皮上。于是，断头台上站满了白色的“幽灵”。突然，满脸胡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纵声大笑起来，他浑身颤抖着，故意抬高声音让笑声在寒风中传遍广场每个角落。他以挑战的神气挥动着长袍的两只长得出奇的袖子：“先生们！……”笑声使他透不过气来。“我们穿上这又肥又大的长袍……一定会显得十分滑稽！……”这个伟大的宣传家使得断头台上顿时充满了笑声。他在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当局的藐视，并使同志们振作起精神。
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绑上了死刑柱。他们横眉冷对着已经抬起了的枪口。
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与几位好友拥抱，吻别，他知道接下去的就是他了。但是，枪声并没有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传到了刑场。所有的人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生与死的考验，在精神上他获得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要知道，我今天曾在死神那儿呆了45分钟，我就是怀着这个想法活过来的，我经历了最后的时刻，现在又复活了！”
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通知说，他将随第一批囚犯解往西伯利亚。经过死亡的考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漫长的苦役生活内心充满了勇气。哥哥米哈伊尔噙着泪水来与他告别。他安慰哥哥：“你是了解我的，我又不是去进坟墓，你也不是来为我送葬。要知道，去服苦役的并不是一些野兽，而是人，也许是比我更好的人……服完苦役，我将重新开始写作。这几个月内我有很多感受，很多切身的感受，到了那里，我将会有更多的见闻和感受，会有东西可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微笑着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当天夜里，他被钉上一副10镑重的铁镣，和一个押送宪兵并排坐在一辆无蓬马车上，踏着积雪，开始了长途跋涉。
苦役犯与军士
死屋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是艰辛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俄罗斯大地上旅行。俄国的3套马车载着这个对俄罗斯大地充满爱恋的艺术家横跨东西，踏冰卧雪，经过了沙俄时代的9个省份，走了整整16天，才来到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
在经过乌拉尔山区时，严寒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个病弱的囚犯被彻骨的寒冷冻得“连心脏都快要冷却了”。马和马车都陷进了雪堆里，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马车被拖出来。前边是西伯利亚了，神秘莫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多愁善感的作家顿觉人生的可悲可叹，不觉潸然泪下。
不过，从逃脱出死神魔掌的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能够在苦难中去真诚地拥抱生活，便会达到美好的人生境界。于是，尽管路途艰辛，他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在“解犯羁押站”，囚犯们非人的生活境遇令同行的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想要自杀。这时，性情急躁、体弱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他以自己的沉着冷静去鼓励那些愁眉不展、灰心丧气的同伴。他给同伴们弄来食物，用他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和大家交谈。在这种充满内在的温暖、关心和同情的气氛中，亚斯特尔热姆斯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解见羁押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几位来这里探望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品德高尚的俄罗斯妇女，他们跟随着作为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刑的丈夫或情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陪伴他们共同忍受命运的煎熬。这些“心地善良、富有同情人”的女人请刚刚到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吃饭，送给他们物品，帮助他们打点行装，并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她们的真诚与坚韧所感动，这本书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着，直到他去世那天还打开过。
1850年 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同伴来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这是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时刻的回忆。
那时，他被带到看守室，在那里立刻就被改换成一副真正囚犯的模样：剃光了半边头，身穿一件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着5块黄色方巾，头戴无檐软帽。然后，他走进了他的囚室。这是一排破旧本板房，地板已经腐朽不堪，房顶漏水。到处都是“跳蚤、虱子和蟑螂”。光秃秃的统铺。一只公用马桶从天黑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室内空气窒闷得让人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永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
囚犯们在这里受着非人的待遇。下层囚犯们的脸上都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脊背在受刑时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披戴枷锁。一个囚犯患严重肺结核病，直到他死去才被摘除脚镣。
由于不会任何手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干粗活的囚犯行列。他在作坊里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在砖窑上烧砖或把一捏螺沉重的砖背到建筑工地上；在额尔齐斯河上，他站在水深没膝的冷冰冰的河水里拆卸一条搁浅的旧货船。他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出工干活。
在4年苦役生活中，他与那些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苦役犯朝夕相处，使他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歹徒”，也结识了一些“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们。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以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特点，使他暂时忘却了苦役生活的艰苦。在苦役犯中，他还发现了另一类“不顾死活者”。这是一些意志坚强，具有不屈不挠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勇敢精神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类人物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引路人。作家写道：“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重大变革的时侯，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跃居于显要地位，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犯们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这些被社会推向生活边缘的人们的灵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呐喊，在抗议，在为这些“堕落的人们”鸣不平。他的这种对苦役犯的认识，预示着人民的主题将在他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中富有文化教养的上层人士应当同普通人民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了他以后文学活动的纲领。
严酷的苦役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