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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没有学问。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做母狗已经是一门竞争非常激烈的职业，不仅需要脸蛋、乳房与屁股，还需要名校文凭、一颗无畏勇敢的心。不是每位雌性生物都能成为母狗——这是一个有尊严的词汇。它是具有最高效力的通行证，一旦佩带于胸口，即可随便出没各级政府与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需要彻底及时地更换审美观念。我们要学会赞美任何一只臀部高扬着毛绒绒尾巴的雌性生物。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我看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时，我住在市南源小区七号楼301室。是我与许蓓蓓一起租的房子。下午的阳光比《阳光灿烂的日子》还要灿烂。我满脑袋都是米兰那个异常庄严的房间，还有那具半裸的让一个羞涩少年恶狠狠闯入男人世界的身体。我按下暂停键，按下放大键，反复研究屏幕上从米兰身体里流出来的白色线条，渐渐热血沸腾，觉得无比口渴，想抽烟，翻遍房间，最后在垃圾篓里找到半根烟屁股，可惜打火机怎么也摁不着，只好下楼。
我刚把门关上，楼上蹿下人，速度太快，仿佛是被枪打了的兔子。伴随着一声尖叫，那一瞬间，我怀疑自己的五官都可能比墙壁还要平整。
我从墙壁里愤怒拔出牙齿。是住五楼的一个漂亮女孩，大约十八九岁，常有男孩在楼下快乐地呼喊她的名字。我的怒气顿时化为乌有，虽然我老记不住她的名字。
她瞪圆乌黑的眼，吃惊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怪物，脚尖在不锈钢扶梯上蹭，结结巴巴地说道，你没事吧？
我把已涌至唇边的血咽回肚子，困难地摇头，没事。她哦了声，没事就好。她继续往下跑，跑下几个台阶，仰起脸，疑惑地问道，你真的没事？我咽下第二口血沫，很坚定地点头，没事。她开心地笑了，对不起，以后，我会小心一点。楼梯为她滚滚的脚步声淹没。
几秒钟后，她出现在阳光里，步伐敏捷且富有节奏，宛若一头刚饮过水惬意地奔入《人与自然》镜头的梅花鹿。如果天上有雨，我相信沥青路面上也一定会出现两道轻盈美丽的鹿蹄印。一个穿件兰格子衬衫的帅男孩在小卖店门口见她奔来，马上迎上前，幸福地挽起她的小手。
一种并非肉体所能制造的疼痛在我胸腔里冒出头。多么美好的身体啊！可惜就要被一个不是我的男人享用。我抬腿踢墙。其实，我应该感谢它，若没有它老兄及时托住，我肯定要被撞飞，或许会飘出窗外，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凝视着墙壁上的“牛皮藓”广告、几行歪歪扭扭的要操某人老母的誓言，吐出一口带血的痰，开始下楼，一瘸一拐。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安徽妇女盘腿端坐在南源小区门口一架三轮车上。堆满废品的三轮车在楼房的阴影里如同一块静静享受水流温柔的石头。妇人津津有味地翻动着手里的一叠散乱的纸，看得相当认真，上嘴唇抿住下嘴唇，眼神晶亮。这与她的身份不太吻合。阳光如同蜻蜓振动的翅膀，在空气中发出奇异的颤音。妇人脸上竟然溢出一种近乎庄严的神态。我瞥了一眼那些毛边纸，上面很正整地写着钢笔字，其中一行，比较粗：
坦率说，我对世界一无所知。不过，我愿意跟随你们——我的读者，进入这个充满回响的比大海螺还要古怪的东西里。
这句话里混杂着傲慢、茫然、自卑、虚弱以及对某种东西最深刻的洞悉。我吃了一惊，为两件事吃惊。我仔细去看这妇人。这是一张男人的脸，国字轮廓，颧骨很高，坚硬粗糙，很像一块在岁月的大锤下已渐然青黑的铁。妇人的头发像我小时候在树上掏的鸟窝，有树枝，有枯草。我咳嗽一声。妇人扬起脸，瞥了我一眼，迅速垂下弯的浓黑的眉。
妇人没搭理我。我理解。百姓只怕官与吏，而我打小也没干过——哪怕班小组长这种级别的干部。我想离开。该死的好奇心主宰了我的嘴。我情不自禁地说，你在看什么？妇人闷着头说道，你管得着吗？我大窘，觉得受了羞辱。
我一天吸掉的烟钱比起你一天的劳动收入还要多。我在腹中感慨，肠子在肚子里绕出好几个中国结，慢慢踱开，踱进路边的小卖店。小卖店的女老板是熟人，马上递来一包玉溪，我摆摆手说，今天来包中华。
绿地里是圆形的海棠，方形的女贞以及法度严谨的红衫，还有几株梧桐。路在它们中间一点点升高，升到一块大石头边，摆摆尾巴，越过一座木桥，消失在一片绿蒙蒙的幽篁后。是石子路，黑石头与白石头被别有居心的人摆出种种图案，试图要阐述美，但它们看起来更接近于一个个神秘的咒语。当年为修建这片绿地，城市的父母官让曾在这里栖居的吃不饱饭的穷人们更吃不饱了。拆迁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一名凶悍的六旬老太傲立于屋顶，一只手扶住液化气瓶，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在苍穹下挺拔如松，害得五脏如焚的副市长一巴掌把像吃了春药的市电视台记者打了个狗吃屎。
老太太最后自绝于人民。那位进修过公共关系硕士课程的副市长因为沮丧，跑去酒店KTV，把下身的器物往一个十七岁做服务员的小姑娘嘴里乱捅，结果被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一口咬掉。子孙根断了，霉运就挡不住，墙倒众人推，副市长不久前在看守所心脏病发见了马克思。我那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市晚报做记者。他采访过这位风度翩翩年轻的副市长。他问，最近出台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中起征点是否太低？副市长马上深刻地指出，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朋友后来与我说起这事。我只能感叹这等人才没去国务院对台办做新闻发言人真是太可惜了。
6
我重重地喘出粗气，在石椅上坐下，继续思考米兰的身体。
我第一次看《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1996年。当时，于佳穿一件与米兰一样的绿军装，光着两条长腿，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嘴里不断发出嘘声，米兰有我美吗？我目不转睛在盯着在扒米兰裤子的马小军，说，于佳，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姑娘。于佳不乐意了，跳到电视机边，叉开手脚，哼道，不准看，听我说话。我说，于佳，别闹，乖。等会买糖你吃。你让我看看米兰的屁股吧。我试图把于佳挪到屋子的某个安静的角落去。于佳两条不安份的长腿马上夸张地在我手中扭来扭去。于佳说，你看米兰做甚？那是屁股都叫人操圆了的货。
于佳的屁股用她自己的话说，可以成为人类美学遗产，值得骄傲。问题是，我对这两个熟悉的椭圆球体已经有了严重的审美疲劳，一巴掌拍去，喝道，滚。这一下，伤了于佳的自尊。于佳哇一声哭了，哭得湿漉漉。我只好道歉，从影碟机里取出碟片，一拗两截。于佳这才止了泪，仰起宛湿漉漉的脸，要我发誓，只要她在，就不能看米兰半眼，不能看任何雌性生物一眼。我一一应了。米兰再好，也是电视里的虚构人物，我自问还没那么大魅力让扮演米兰的宁静在自己面前丢盔卸甲。我与于佳有过一段好时光，以至于后来两人分手时都不无伤感。于佳还特意买了一盘《阳光灿烂的日子》说，你以后想看就看吧。我笑着接了，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走到回家路上，看见一位在路边拨弄一只死鸽子的少年，就把碟子送给那位有点心理变态的小朋友。
我第二次看这部影片是在2003年。我那时的女友叫周荷，在公司里的职员，是姜文的影迷。碟子是她带来的，说是送我的礼物。问我有没有看过？我说，看过，马小军真神，从那么高的烟筒里往下跳也摔不瘸。真是神头。不过，这片子拍得真好。
神头是我们这的方言，指憨蛋愚蠢不懂事。周荷就乐，男人不神，女人不爱。这话有道理。我把周荷搞上手，也神乎其神了一把。周荷痛经，还非要用河南宛西制药石厂的月月舒冲剂才能有效缓解。我跑遍市里的药店，都说缺货。周荷小脸白白地说，算了，我服止痛药。我扶她上床，替她掖好被角，等她晕晕沉沉入睡，留下一张纸条，再出门拦下的士，驱车四百余公里，上省城买来一箱月月舒冲剂。周荷感动得不行，把这事对女友们一说，都说我体贴温柔，要赶紧嫁，别被人抢走了。虽然是二手货，但二手货用起来舒服。于是我们迅速定下婚期。我比较满意这场婚事，我与周荷第一次上床时看见白色床单上有一块像蝴蝶一般飞起来的血迹。我确定她与我做爱时不会想起别的男人，不会像于佳那样在高潮时偶尔嘴里还喊出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所以我与周荷去星座影楼花三千块钱拍了一套婚纱照。大家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幽默的影楼老板还说，瞧你们俩的亲热劲，干脆请糖人师傅把你们俩捏成一个糖人儿吧。
我向父母大人郑重地禀明此事。结果，我的父母特意从千里外的老家赶来，看见如花似玉未来的儿媳妇，皱纹里也笑出花，马上给了周荷一个三两重的金手镯，说见面礼。眼看这事就是板上钉钉，横地里杀来一位周荷的前男友，说要送我一件礼物。包装非常精美，两个相依相偎的小企鹅在亲嘴，拆开一看，是张碟片。
我放进碟机里一看，噢，是周荷与这位比公牛还强壮的男士的性爱录像。我独自在房间里想了几天，最后把碟片以及与周荷有关的东西全打个包，寄给周荷。周荷再未在我面前出现过。去年，我在路上远远看见过周荷。她已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羸弱的南方男子。三个人走在夕阳下，情形温馨得紧。我扭过头，没敢再仔细看。
时间在暖风里一丝一缕飘散。我抬头仰望在绿地中央迎风飘扬的旗帜，眼里不知不觉已充满泪水。岸边的白房子在湖面投下几块黑影。水掬起一捧捧的浪，试图冲洗掉肌肤上这些肮脏的颜色，终究是无能为力，轻轻喟叹出一圈圈漪涟。绿地里有打拳的老人、看书的少年、推着婴儿车的盈盈少妇，也有不少奇怪的人。左边石椅上那位看不清脸的，在大庭广众下把脑袋埋进女朋友怀里，摆出吃奶的姿势；龙爪槐下蹲着的嘴角流口涎的那位，把手中的彩票不断揉皱又抚平；木桥上趴着的那位干脆把手机垂向水面逗弄那些红嘴鲤鱼。我弯下腰。几只首尾相连的蚂蚁在草丛里爬，爬到死去的昆虫边，互相碰碰触角，跳起欢乐的探戈。我吐下一口痰，让它们暂停了这种让人嫉妒的舞蹈，随手摁灭烟头。
时间是口香糖，当人嚼到古稀之年，就得把它吐出来。我暗暗忖着，起身往回走。我又吃了一惊。安徽妇女居然还坐在三轮车上。
我走到她身边特意掏出口袋里的中华烟，迎着阳光晃了晃，摸出一根，叼入嘴里，慢斯条理地点燃，深吸一口，吐出几个蔚蓝色的烟圈。三轮车上有一副缺了角的画。画上有一位几何形状的女人。女人举起一个破瓦罐往自己头顶倒水。水很清亮，里面没有黑色的虫子。女人的身体在阳光下流动，近乎透明，可惜大腿以下的部分已被撕去。我吁出口气。风把天空拍得当当响。天空就像一个不锈钢锅底。远处的草是绿色的，近处的屋子是白色的。在草与屋中间的马路上走过一个圆桶状的年轻女人。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提着菜篮子的老大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静寂得接近于死。
我侧过头，打量妇人手中的毛边纸。这是一群很工整的钢笔字：
人，是奇迹，不是病毒。人是缓慢的优雅的美。
我还是没管住自己的嘴，尽管语气不屑，你看得懂？
妇人仰起脸，用很诧异的眼神瞥来一眼。整个人仿佛正在从一个梦里一点点醒来，冷不丁地笑，眼神也于刹那间归于暗黄，用带方言的普通话说道，你有废品卖不？旧家电、旧家具、旧报纸、旧杂志、旧衣物，旧电脑也成。妇人说“旧”时，嘴咧得很开，一股略带着甜腥味的气流在焦黑的牙齿里打了一个圈，喷向我的脸。我慌忙往后避开一步，有，有很多旧书。
当时，我在市南山路开了一间网吧。南山路附近有几所大学。网吧后面是大学生宿舍。经常有各种杂物从那些欢呼的窗户里飞下来。我为此特意在屋顶竖起一块牌子——严禁倒垃圾。但没用。屌毛还没长齐的孩子只管自己高兴，哪管人家屋顶遭殃。有的还在深更半夜的时候站在窗台上往外撒尿，嘴里还高唱“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我在牌子上加上一句“若小便者，全家死光光。”还是没用。这些大学生个个熟读马克思哲学，深知这完全是一个该死的唯心主义者自欺欺人的臆想。我只好隔三差五拿根竹竿架起楼梯去屋顶把水果核、避孕套、死鱼、塑料瓶、易拉罐、纸飞机、口香糖胶、避孕套、粘有某种可疑液体的卫生纸一一挑下。还有书——每到毕业的时候，那些即将从牢笼里逃生的孩子会把整箱的书往网吧屋顶上倾倒。我处理掉其他杂物，书有点舍不得扔。许多都是崭新挺刮，比如《许国璋英语》一套四本，若去书店买得耗二包中华的烟钱。我一捆捆包扎好，带回自己在南源小区住处的车库，几年下来，居然有小半屋。
妇人眉开眼笑，语气里有了讨好的味道，卖不。别人六毛钱一公斤，我算你八毛。
我提起眉毛。书是该处理掉。佛家言，不舍不得。但卖八毛钱一公斤也未免太亏待它们？这还不够自己把它从网吧搬过来的工钱。我马上想起自己刚才扔进楼道口垃圾通道里那两大袋东西。我开始感到后悔，这两袋东西能卖多少钱啊。
我脑海子里又迅速出现了一个念头，请这位妇女上楼坐坐，顺便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全搬掉，比如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的，许蓓蓓回来准得大吃一惊。
我在肚子里嘀咕着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咯咯乐了。我的目光落在妇人手里的毛边纸上。我略略听人说过对纸的好坏。这应该是福建将乐县出产的毛边纸，纸质细腻嫩滑，面色洁净，吸水性强，久存不变色不发脆，防虫蛀，素有“赛霜斗雪”、“冰清玉洁”之美誉，可与优质宣纸相媲美。曾供印刷《毛泽东诗词》线装本。这人拿来写钢笔字，真有点暴殄天物。我的心微微一动，你能让我看看这东西吗？
妇人笑起来，你是读书人吧。这个故事写得真有趣。
我没作声，接过这叠纸，找到第一页，开始读起来。很快，我入了迷。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我爱上唐小鱼时是在一个深秋的晚上。当时，雨下得很大，碧绿的梧桐叶贴住了玻璃。屋子阴暗潮湿，有一种古怪的味道。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女人的子宫里。唐小鱼坐在床上翻一本书，细细长长的腿叠在身下。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床下的蚂蚁，总共有三只蚂蚁，一只向东跑，另两只向南走。唐小鱼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7
我凝视着窗外的黑。黑的房子在雨夜里排列，如同词语，大小不一，所包含的黑也不一样。在里面居住的人给了这些房子存在的理由，又通过它们赋予自己的意义。理由可以描述，案板上的鱼、门前的下水管道、客厅里老掉牙的旧彩电、檐角的蜘蛛、蝙蝠，以及男人与女人躺在床上的各种姿势。在雨夜里，这些房子在与人玩游戏，并制定出各种游戏规则。
意义没法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凡试图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说。又或者说，意义是由游戏所决定。桌子并非它本来就是桌子，上帝并没有兴趣去做一张桌子，而是因为人们需要用一种四条腿能在地面上站稳的东西来搁碗筷与书本。在另一个夜里，桌子也许不再是桌子了，它可能是一张床或别的什么，也可能是某个女人柔软的身体。桌子之所以是桌子，是由我们这些暂时站在桌边的人经过商量得出来的结果。这种商量的过程经常会上升至战争这种激烈的行为艺术。一切对本质的探讨，都是试图对事物做出粗暴的简单化的理解。人们需要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也变成桌子。
我喃喃自语。
我说，一个将军，得到了一匹宝马。某日，马跑了，将军沿着马蹄印去追。追了几万里路，在沙漠里追上了。这时，将军已经喝完随身携带的水，非要杀掉宝马，饮其之血，才有可能走出沙漠。假如你是这位将军，你杀不杀？
咦，你这人真奇怪。
我摇摇头，听到一个细微的好像是蜜蜂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它打扰了我。我扭过脸，呆呆地看着在床上打哈欠的女孩儿。她肚腹处的那块白更大了，简直触目惊心，像一个伤口。
我想了想，突然跳起来，浑身毛孔炸开，一股没来由的恐惧从头顶浇下，好像迅速冷却的沥青。我僵住了，脚僵住了，手僵住了，舌头僵住了。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似乎有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