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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这个“本”不变，有谁能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是摆设；没有汽车，谁会去设计公路，装红绿灯呢？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也许，徐渭并不是擎天柱、夸父，也没有火眼金睛巨灵掌，那么他起码是匹追风赶月的暴烈的野马，让它套上辕和一群温驯的牛比犁地，不是犁毁就是马伤。
犁是千年传下来的，一时毁不了。田也只有一块，绝没有其他可以随你驰骋的沙场。你所有的世俗价值都得在这污泥田里体现：要么是好牲畜，要么是废物。
挤不过那道窄门，再好的诗文在世俗眼里都是野狐禅；涂涂画画，更是上不了真正台盘的匠艺罢了。
所以，徐渭疯了。
“吃吧，你这个杀囚！吃完好生记着，是张元忭张大人救了你，让你再多糟蹋几年粮食。”咣一声，牢头打开了栅栏门，一碗灰兮兮的米饭扔到了徐渭面前，几只苍蝇跟着盘旋进来。满脸横肉的牢头随即转身就走，口里不住咒骂着什么。
徐渭披头散发满身污垢，痴痴地坐在烂草堆上，两眼死死盯着栅栏。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披件木皮一动不动就能骗过我吗？你们一天到晚站在我面前干吗？救了我？有人救了我？多吃几年饭？以为我不知道，要把我养肥了再杀，就像隔壁过年杀猪一样？烧好汤，磨快刀……血啊！满地的血……我不能让你们折磨我，零零碎碎的剐，来个痛快的！老子不怕！刀呢？刀呢？给我刀！给我一把刀！你们干吗不说话？怕了吗？我不杀你们，我杀我自己，刀呢？
天怎么黑了，黑得这么白，这么亮？像是墨水。墨、墨！笔！我的笔呢？好久没有摸到笔了？只有笔杆在手，我才有片刻的宁静。真的宁静吗？哦，那种感觉真舒坦，好像全身焦灼的火焰一丝丝从笔尖泄了出去，冰凉，舒坦。来，左一撇，是盘古开天那一斧；右一捺，是阴曹鬼判那一勾；这一点，是屈子抱石沉江；那一抹，是袮衡重重一鼓！笔呢？笔呢？拿笔来！
好像他们不杀我是为了我能画？你们这些个龌龊的鸟人，整天一排排站着，你们能看懂我画的是什么吗？我的画好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真正好的是我的字、我的诗、我的文章、我安国济世的满腹经纶！你们这些鸟人，知道吗？我画画不过是发泄、发泄你们这些臭浊的鸟气！——就如同痛痛快快响响亮亮地放屁！我的文章你们读吗？会读吗？懂吗？
谁读？谁读？有人读吗？
我的妻呢？我最最心爱的我的妻呢？不是那个俗气的杀胚，是那个温柔体贴的，似儿，对，似儿，是我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天下，只有她能理解我，只有她不嫌弃我啊！可是，她上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来看我了，连梦也没托一个。
你们一排排站着干吗，帮我找我的似儿去啊！还不去？刀呢？好冷啊！什么季节了，这是？似儿呢？给我刀！
徐渭双手搂肩，蜷成一团，伏在草堆上号啕大哭起来。
“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是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开创了一代画风。水墨淋漓，重写意摹生，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
明亮典雅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拍卖师正激情讲解的那幅画上。几盏射灯把有些昏黄的画纸照得似乎白净了一些。
领带勒得使人担心会喘不过气来的拍卖师，边讲解边用鹰隼般的眼光环视着大厅。他要看清来宾中哪几个是真有心拍的，是势在必得，还是无可无不可，大概会有几个人竞价——他尽量得把这个锤下得有分量些。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徐渭，口齿流利极了。
“徐渭受到后世许多大师的学习崇拜，比如郑板桥就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常叹息‘恨不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座中贵客尽管对这些没有多大的兴趣，徐渭的价值也早就了然于胸，可也得装成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耐烦也不会显露——大家都是有身份的文明人嘛。可提到郑板桥和齐白石，很多人马上动了念头，算计着两位的行情，估量着今天该出多少，如果成了能赚多少。一些人的神情不觉紧张了起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现在大屏幕上展示一副徐渭的代表作，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图》。请各位仔细对照笔迹题款。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左上方，徐渭题有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不纳粮——李自成的死穴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程九伯是什么人？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谁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确，原本他也应该像这个星球上曾经来过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永恒的沉寂中，就如同大海里的一个浮沫。
三百六十多年前五月的一天，无意间，程九伯一脚踩入了历史，留下了泥泞的足印。
《明史》、阿济格与何腾蛟的奏疏、清初史家费密的《荒书》、当地的县志、《程氏宗谱》等资料组织在一起，把这么一桩疑案用白纸黑字套在了他的头上：
纵横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应该就是死在了这个程九伯手里！
于是，作为杀害农民起义英雄的刽子手，程九伯当然成了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地主阶级——的代表。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李自成败逃至湖北九宫山时，死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然而，却有很多资料证明，程九伯不过是湖北通山的一个普通农民罢了，当地族人流传中，只是个“力扛千斤”的“蛮子”，天天在山上种地砍柴，典型的劳动人民一个。更有人说，程九伯杀了闯王只是因为闯王要抢他娘送来的午饭。
于是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对一些有余力有胆量偏离轨道思考的人，这成了个有些尴尬的问题。他们最后大多只好如此圆通自己的阶级理论：这姓程的，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一定是地主的爪牙——乡勇团练之流！更有人费劲心机考证他的身世，力求能提拔九伯进入他们希望他存在的那个阶级。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程九伯不屑一顾。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谁说锄头只能锄草松土？谁说拿锄头的手只能打拱作揖、挑粮交赋？
谁能算得清，当年随着闯王愤怒的一声呐喊，遍布黄土高原的饿殍堆里，究竟有多少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锄头颤悠悠挣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闯王所指呼啸着蜂拥扑去呢？
不必统计揭竿而起的十三家七十二营到底有多大的阵容，只看崇祯十三年（1640年）吧：从巴西鱼复山间突围而出时，自成一伙只有五十来人，可一两个月后入了河南，身后已经是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二十万原先捏锄头的手拿起了刀枪。
大明传承了两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是被这些来自黄土地，平日里最卑贱最不起眼的锄头给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
连宇宙也要死亡，天下没有什么是可以永生的。朱元璋用锄头夺得的天下，仍旧在锄头下粉碎，这也是很合理的。
不想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天灾，连崇祯自己都明白了更多的该是人祸，尽管在遗诏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不想为了崇祯的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十七年开脱些什么，毕竟大明是亡在了他的手里；更不想再指责崇祯的性格缺陷，如好刚尚气、苛刻寡恩、刚愎自用等等，那就像评价一个小孩去挑千斤的担子而摔得头破血流是由于他力气太小一样没有意义。
何况那副担子经过两百多年的因循堆积，已经重得别说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就是太祖转世见了也只能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了。
做为任何一个王朝的生存基础，锄头，原本就是王朝轮回最有力的工具。
公元1644年，中国何去何从，有四个选择：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福临背后的多尔衮。当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离最后的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崇祯的烂摊子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张献忠一来实力毕竟不如闯王，二来喜怒无常嗜血成性；拖着大辫子的满洲人更不用说是未开化的异族——只有李自成，已经在西安改元称王的大顺王，才最像是能结束板荡开太平的真命天子。不是各地都已传唱开来“十八子，主神器”了吗？
百万锄头已经把万里江山坚硬的冻土翻来覆去松了个遍，也锄尽了荆棘野草，就等着李家王朝开基建业重整乾坤了。
十几年的血淋淋无休止的厮杀，天下人都厌了，谁都想扔下缺口钝刃的刀枪，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拿锄头的拿锄头、操笔杆的操笔杆，安安生生地过太平日子。
呛人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得实在太久了。
李自成攻取北京的过程，很能说明这种心情。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真正是传檄而定。到三月初六，便已达山西宣府。当大顺军开始攻城时，巡抚朱之冯命守军发炮，然“默无应者”。朱气恼之极，欲亲自点火，却被属下默默地拽住了手。到十七日，大顺军已然占领芦沟桥。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立时投降了李自成，调转炮口反轰北京城。城里倒也有多门西洋大炮，但发炮还击时，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连李自成当时都搞得一头雾水。原来是“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京城守将李国桢见大势已去，急忙找崇祯号啕大哭：“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崇祯还能怎么办呢？那日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