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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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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几乎都落在了相同的平面上。   
  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放手构筑理想中的圣殿,是每个建设者都梦寐以求的。   
  连年战乱,大量的死亡和流离,使大片大片的田园荒芜,但同时也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块块稍加整治便可产生财富的安民至宝。事实上,北魏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从485年以《均田令》的颁布为标志的均田政策,也为我们的大唐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地基。这个有效的尝试,把从汉末以来,令每个有心于治的君王权臣头痛不已的难题——如何真正减小贫富分化——从幻想中实现到了尘世。 
  
  更令人振奋的是,北方大地上难闻的腥膻之气正一日日地在河朔的大风中消逝。胡夷外族的腐化衰败与他们追求文明的汉化同化过程一起进行,神圣的华夏文明、孔孟之道一日日地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中复兴。 
  
  终于,作为大唐开路先锋的隋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短暂的华仪尊严和安居乐业,又一次刺激了炎黄子孙麻木已久的心。又一次暗示所有人:胡运已经在我们的国度上告一段落,我们有能力重建我们自己的太平盛世。 
  
  还要感谢一个人,那位浪漫奢侈而又气派奇大的隋炀帝杨广。   
  正是他那胆大包天的奇思妙想,用挖掘自己坟墓的同一把巨铲为我们留下了那条神迹般的大运河。这条贯通了长江黄河的水道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富庶南方的资源,滋润补养着恢复中的黄土高原。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很多年后有位诗人在喧闹的运河旁,面对着众帆鱼贯舳舻千里,还不禁为隋炀帝深深地叹息:“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几百年来,满天铅块般沉重的乌云压着大地撞击翻滚,无月无星的寒夜里,所有的生灵都在颤抖中企盼着黎明,企盼着那轮红日。   
  终于,乌云深处雷声大作。天地开始不停地震颤。良久,似乎万物的呼吸一屏,一轮血淋淋的红日纵身跃出。稍做顾盼,血与火化成的万道金光喷薄而出。   
  李世民和他那一群同样出色的文臣武将扬刀跃马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遍地烽烟后,历史把建设一个恢弘的新大帝国的使命交到了这群年轻人手上。他们以无比开放的胸怀和强有力的大手,把这轮红日高高托上了天空。 
  
  不过说来也简单,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延续和完善前代一些合理的政策罢了。比如北魏的均田、府兵,隋的三省六部、科举等。   
  但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吹去了历史厚厚的尘埃,参透重重迷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挑选出了最适用的部分。他们带领帝国真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大浪。 
  
  且不说科举在进一步削平世族、平等机会中的作用,也不说府兵制在军事上的成功,只看看三省六部制背后蕴藏的巨大意义吧:中书省设计政策、起草诏敕;门下省复核审议;尚书省总领六部负责执行;加上御史台专管监察弹劾,简直是当代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制的雏形。相对于汉时的三公九卿,进步何其巨大。 
  
  仅仅从九卿的功能来历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庄严的名称,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过是皇家的私奴罢了。太常管皇家祭祖;光禄勋是皇家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护卫部队;大鸿胪其实原是司仪宾相;宗正管皇族事务…… 
  
  而大唐政府组织,堂堂正正是为天下人治理天下的庄严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司其职光明正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门下的封驳竟可以限制皇权,即使是皇帝有令不当,门下区区从五品的给事中也有权驳回,要求重拟。皇帝未经中书门下而直接发出的命令,当时是被认为非法的,下层机关可以不承认。 
  
  武则天时有个官儿,刘袆之,曾经这样批评皇上:“不经凤阁鸾台(当时的中书门下之名),何名为敕?”中宗有次想不经两省直接任命官职,竟然心怯,不敢照常式封发,也不敢用朱笔,弄了个不伦不类的“斜封墨敕”。 
       
  中国的政体,由此从“家天下”向“天下人的天下”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于是,当地球上很多地方还深深沉溺在无边的愚昧黑暗里甚至还茹毛饮血时,东方这轮红日的耀眼光芒笼罩了大半个亚洲。   
  马嵬坡,从字面上猜想应该是一座险峻得连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据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小坡地。我没去过那里,但在印象里,那里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大山,山巅积着皑皑白雪。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历史之路在此被拦腰截成两段。   
  那个让人冷入骨髓的盛夏,几乎是一夜间全白了头的明皇李隆基,老泪纵横地看着绝望得无声冷笑的杨玉环慢慢远去,在悲愤狂暴的士兵们的鼓噪声里肝肠寸断地开始了一场耻辱的逃亡。 
  
  他不知道,这小小一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之后开始的长长的下坡之途上踩下了第一个凄惨的脚印。   
  不想用那些老套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理论解释这一切,我只想再一次体味盛世之树的枝头结出的那苦涩的果实:直言拒敕的刘袆之,为了那几句铿锵的话送了命;中宗的墨敕,最终还是让那些不合格的人当上了想要当的官。 
  
  真正的大权,从来没有下放,一道道雷霆闪电,永不休止地从紧闭的九重深宫内盘旋而出,凌厉地俯瞰着匍匐在地的芸芸众生。   
  再开明、再豁达的大唐,依旧是个人治的王朝。三权分立的雏形其实只是个幻象,与真正的民主政权其实还存在着如猿猴与人一样的区别,民主政权还在轮回转盘边一次次痛苦地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漫长地等待着出世。 
  
  既是人治,那么作为神经中枢的君主对于这个帝国的治乱与否起了关键的作用,亿万子民的身家命运,全部押在了那张金碧辉煌的龙座之上。   
  甚至等不到命运的再一次赌博,再为苍生选一位君主,当年果敢英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艺术家音乐家,一位在情网中不可自拔的老人。帝国的各个零件,各个环节,像原本紧紧衔接、灵敏运转的发条,从金銮殿开始,由中心开始,如涟漪一般,一层层向外松懈,一层层生锈……甚至,连经济的命脉:赖以征收税赋的臣民户籍都已经多年失修,再也搞不清了数目。 
  
  于是,大厦轰然倒塌。   
  倒得如此之快,李家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太自信,太开放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不能做的。父皇的才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后?自己的媳妇,为什么不可以当贵妃?甚至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帝?在古来最忌讳的性别问题上,他们尚且如此开放,更何况其他? 
  
  于是,无论什么宗教,老牌的道也好,释也好,甚至景教、拜火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安春风得意乃至加官进爵。   
  无论什么种族的人,高丽也好,契丹也好,回纥也好,吐蕃也好,只要有能力,谁都可以统领大唐的军队。   
  正是这种自信大度,为创造灿烂的大唐气象提供了无限的活力。   
  然而,把儒道释三家几乎一视同仁的大唐好像忘了,人治的基础,有限的法律之外,只能是传统的以儒家务实忠君为主体的仁义道德。但如今,从上到下,自由的信仰,放纵的浪漫,使得那些未经多少传统文明熏陶的野性未驯的阴谋家蠢蠢欲动了:他们悄悄把唐王朝交给他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长安……尤其是安禄山那类番将…… 
  
  积极放手锻炼的结果是有了健壮的四肢,然而现在,拳头暗暗捏紧,向虚弱的脑袋狠狠砸来……   
  还是马嵬坡。在这个小小的坡地上,大唐,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古代社会,告别了盛年,长出了白发。从此,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慢慢踱向前方。   
  后来的君主们,越是聪明就越是想避免当年的悲剧,再不敢轻易四处开疆,为了保证龙位的稳固,甚至做出集天下精兵于京畿,抱头挨打的荒唐之势。   
  从马嵬坡开始,中华民族从攻势转为了守势,由外向转为了内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主要精力从四夷八荒收回,放到了子民的思想上,他们从儒典里绞尽脑汁翻出一条条泰山般沉重的教义,狠狠地把所有不安分的思绪捆严绑死,气也不容喘一口。所有有碍统治,或是有嫌疑防碍统治的思想,统统都是异端,都是大逆不道。 
  
  后来做为“国粹”的小脚起源有多个说法,有人说,始于唐末五代,我相信。   
  也许不能太责怪他们,实在是他们走得太快了,在一片迷茫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仅就政体来说,大唐已经做到了专制社会能达到的极点。而人类的另一些精英,要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会在地球的另一边苏醒,才会发出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民主呐喊。 
  
  我们寂寞的祖先,只有孤零零地在从马嵬坡开始的那条长坡上彳亍,缓缓前行。既然前面找不到令人惊喜的前所未有的路,那就扎紧自己的绑腿,裹好自己的大衣,走慢些也无所谓,只是不要跌倒…… 
  
  斜阳将这个孤独的迟暮巨人那佝偻的背影拖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得那么脆弱,长得那么稀薄,长得又是那么沉重。   
  也许是路途实在太漫长了,也许是风景实在太老套单调了,疲惫中,我们的国家慢慢在征途上进入了梦乡,竟然没听到来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一直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中国历史上,对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还修不到这个地步,等有了这样的实力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时代无论多么令人切齿的恶行丑态:狠毒贪婪也好、刁钻阴险也好、无能虚伪也好,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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