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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在迅速向我移近。我又象以前坠落在摩尔达维亚森林里时那样，双臂用力抓住面前的仪表板。
飞机刚飞上岸边，立即摔在一块平地上。一阵猛烈的撞击，随后一声响亮，飞机解体了。就在这一霎那间，我从摔坏的座舱里跳出来了。只见那位飞行员满身是血。我急忙跑上大路，叫住一辆汽车，我和车上的人一起把他送到就近医院。医院为他包扎了，同意由我把他送回城内家里去。
在护送他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一次的飞行事故。为什么会出事呢？我想起了祖索夫师长对我的批评。当时，他狠狠地批评我并不是因为我“耍把戏”，而是因为我不该在新飞行员面前做那些高难飞行动作。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过。我不该在一个经验不足的飞行员面前卖弄精神，让人家也学着我的样子飞。这不是，他当即模仿我的样子，结果差一点使我们两个人都送了命。在远离前线的小河上白白送命，这可太不值得了。我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儿。我把他护送到家以后，他的亲人无论如何也不放我走，定要留我在他家过夜。盛情难却，我只好从命。
晚上，邻店们都过来看望受伤的人。其中，有一位标致的中年知识妇女。她把手伸给我，自我介绍说：“涅斯捷罗娃。”
我真想冒昧地问一句：“您是著名的俄国飞行员涅斯捷罗夫的亲属吗？”可是，我不便开口。她似乎从我的眼神里察觉到了我的意思。
“我是涅斯捷罗夫的女儿。请您到我家去坐坐吧，我领您去见一见涅斯捷罗夫的母亲好吗？”
就这样，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得以拜访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空战能手、“斤斗”动作的创始人、空战史上第一个以撞击方式消灭敌机的著名俄国飞行员的家。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有关涅斯捷罗夫的趣事，拿出珍藏的照片给我看，而且还送给我一张珍贵的照片留念。
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去飞机工厂。在工厂门口遇见了戈卢别夫。我和戈卢别夫各领到一架崭新的拉—5型歼击机，随即升空向莫斯科飞去。我们要在莫斯科解决为我们飞行团调拨拉—7型歼击机的调拨通知单问题。
拉－5型歼击机的性能非常好。飞行员都有一种特殊的鉴别能力，他一眼就能看出一架飞机的好坏、发动机的功率大小、操纵性能如何、整体布局是否协调完美。我看了看机关炮射击手柄和仪表，心里非常高朱。如果他们答应给我们全团装备拉—7型歼击机，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我和戈卢别夫比翼飞行，俄罗斯中部的森林和田野从我们机翼下面向后退去。
当我们来到空军司令部交涉飞机调拨通知单问题时，许多人又惊又喜地问道：“你还活着？！”
我开个玩笑敷衍了事。
“你还开玩笑呢，人家说，波克雷什金机毁人亡，已经埋葬过了。”
“是谁说的？是飞机工厂来了通知吗？”
“不是。是外电这样报道的。说是已经派遣专人调查事故去了。”
看来，外国记者对我这个人还挺感兴趣呢，要不，他们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谣言呢？算了，只要这种无稽之谈不致惊扰司令部工作人员，那就随它去吧。这里命令我立即停止为全团请拨新式歼击机的工作，叫我们今天就驾驶已经到手的两架拉—5型歼击机飞回前线去。
事情如此出乎意料，使我和戈卢别夫都感到震惊：如果司令部里的人也如此认真地看待这次意外的飞行事故，那他们就可能把我们扣留起来，叫我们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连午饭也没有顾得上吃，就急忙赶到机场，驾起崭新的闪闪发光的歼击机起飞了。
途中第一个加油站是库尔斯克。接着，我们飞到哈尔科夫。在这里，我们听说航线上天气很坏，他们叫我们留下来等待天气好转以后再起飞。我们谢绝了他们的美意，硬着头皮紧贴着低云的云底上路了。我们想尽快飞到家，家里的战友们说不定也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呢。必须尽快揭穿这种谣言。
我们终于回到切尔尼戈夫卡机场。飞机低低地掠过一排排屋顶，随后就安全地落在自己的机场上。我刚爬出座舱，就见军务股长帕夫科中尉向我跑来。
“您的电报，中校同志。”他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着，一边把一张叠成两折的纸条递给我。
我没有急于看电报。可是，帕夫连科中尉沉不住气了，赶忙说道：“任命您为师长了！”
我看了电报一眼。是任令电报。戈卢别夫和帕夫连科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好象是在等待着我说些什么。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在想，如今我该怎么办才好呢？难道这一次我还能拒不执行任命吗？我知道，当了师长，执行战斗任务的机会就少了。可是，我一心想着的只是狠揍敌人，与敌人算账啊。
我又看了电报一眼。这电报是空军主帅来自签署的。这可不仅仅是上级首长的“意见”，而是命令啊。既然是命令，那就没有时价还价的余地，只有“遵照执行”，别无选择。
祖索夫上校就要离开我们近卫马里乌波尔飞行师了。他带领这个飞行师度过了漫长的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现在，他要到白俄罗斯方面军去担任军长职务了。
祖索夫上校在师司令部里接见我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和这个飞行师难舍难离的感情。他回顾了他初当师长时的情形，给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师参谋长阿布拉莫维奇中校来到师长办公室。他微笑着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就摊开地图，把我们飞行师即将进驻的各前线机场一一地指给我看。
“你能应付得了这一次的转场任务吗？”祖索夫上校一边问，—边紧紧地盯着我的两眼。
“尽力而为吧。请问，谁来担任副师长呢？”
“副师长吗？”他重复了我的问话，挤眉弄眼地一笑说道：“那可是你的老搭档了——科拉耶夫。”
这太使我扫兴了。
祖索夫上校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转身对师参谋长说道：“等全师向前线转场完毕，我再办理移交手续。”
我总是很珍视首长对部下的关怀的。现在，他的话里不正充满着真诚相助的热忱吗？不正表示他要帮助我把这个飞行师从后方有组织地迅速转移到遥远的前线去的真诚愿望吗？
“你先熟悉一下全师的情况。明天，你就去向空军集团军司令报告。”
“是！”我一加既往，仍把他看作我的首长，规规矩矩地答道。
我必须首先把家庭私事安排妥贴，以消除后顾之忧，也就是把如何安顿玛丽亚的问题处理好。我要是带上妻子上前线去，那我怎么好开口去批评别人的类似行为呢？我不能这样做。我预先采取了一些步骤，其中包括给我的亲人写信说明全部情况。玛丽亚同我的亲人们建立了书信往来。玛丽亚也做好离开前线、离开我，去过大后方生活的思想准备。甚至当我把她的复员证件和去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票拿给她时，她也没有难为我。
我的妻子很理解，在战争时期，行动必须迅速，必须雷厉风行。我的心早已飞到前线去了，早已扑在新的工作上面，即将做母亲的玛丽亚，只好由远在新西伯利亚的老家替我照顾了。
就在当天晚上，我在上托克马克火车站把玛丽亚送上火车。列车尚未开动。找站在车厢外面，对着车窗望着妻子，不由地想到：在我的生活中，又开始一次新的急转弯。我在想象着玛丽亚已经到了座落在卡缅卡河岸边的我度过童年的小屋。
列车开动了，我们何时才能重相见呢？……
三
空军集团军司令苏杰茨将军听过我关于全师状况的报告以后，就开始同我谈话。他提出的问题全都是简洁而具体的。他很了解我们近卫飞行师的作战能力。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更合理地部署各个飞行团，以保证作战指挥的灵活性和准确性问题。
我的转场计划被批准了。当我离开集团军司令部时，我深感我的责任重大。3个飞行团呢！必须把这3个飞行团从第聂伯河左岸迅速转移到德涅斯特河流域的未来战场上去。这就要求我全力以赴，有预见，行动果断。
各个飞行大队都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飞行，途中落地一次。
各个场务营的人员、机务人员和各飞行团司令部人员，全都乘火车出发。在我和祖索夫上校尚未离开集团军司令部时，就签发了转场命令。
我返回机场时，正好赶上各个飞行团全都集合合在一起。数百架飞机，一架挨着一架地排列在跑道周围，准备投入即将到来的战斗。有歼击机，有轰炸机，有强击机。既有我们飞行师各团的飞机，也有别的飞行部队的飞机。多么雄伟壮观的场面啊！我不禁痛苦地想到１９４１年秋天这里的情景。要是那时我们也有这么多飞机的话，那我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城市、工厂、造船厂沦为一片废墟。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飞行团的全体飞行员，全都集合在飞机跟前，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起飞命令。一位新来的飞行员，好象外人似的，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迳直地奔着他走过去。他也忍不住，急忙迎着我跑来。我们俩人紧紧地握着手。飞行员们都围过来，惊奇地望着这亲热的场面。他是一个新飞行员，可是，我却以老战友相待。他们都不知道，瓦赫年科上尉来到这个飞行团可比他们都早得多呢。瓦赫年科作为机械师，和我们一起熬过了战争初期的艰苦岁月。我向他们讲述了瓦赫年科的事迹。我避而不谈的只有瓦赫年科如何要求去学飞行，航校毕业后他又如何请求返回这个飞行团而终不果的这一段情节。航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别的前线飞行团去了。他在空战中负了伤。出院以后，他就到莫斯科去寻我，我帮助他回到了这个他舍不得离开的大家庭。现在，老战友终于重逢了。
当天，我们就为他举行了授予近卫称号的仪式。他感谢授予他的崇高荣誉。他还向全体飞行员讲述了我们飞行团战争初期涌现的英雄人物，讲述了索科洛夫、奥夫宪金、吉亚琴科的不朽功绩。
转场行动已经开始。这时，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命令，内称：原全师转场地点变更。命令你们向雅西转场。航线突然改变，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我并不感到意外。只是我现在的处境太困难了，因为一部分乘车转移的人员已经上路，而我却又不得不重新组织全师转场。
我见机场上停着几架里—2型运输机。从飞机的编号可以认出，这是从莫斯科来的。看样子，他们是要返回莫斯科去的。我想，要是能利用这些运油机把机务人员转移到新的地点去，那该多么节省时见啊。
运输机的飞行员同意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条件是我们必须供应油料。这个问题当即解决了，运输机载着我们的机务人员和司令部人员朝着普鲁特河方向飞去。
我们飞行师的航线，将把我们引向直捣柏林的胜利道路。
第十九章 我们终于回来了
一
我们飞行师从前就驻扎在摩尔达维亚。它经历了漫长的艰苦考验，如今又返回到三年前驻扎过的那些机场上来了。那些熟悉的绿色丘陵地，辽阔的田野，那些由于盖满尘土而显得灰白的弯弯曲曲的条条大路，星罗棋布的市镇和村庄，又都呈现在机翼下面。可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和我们一起且战且退的老战友，有些人是再也看不到这些了，再也不能感受这重返旧地的喜悦了！
我和乌京将军商量过我们飞行师的部署和当前的任务以后，我就驾机飞到一个绿草丛生的机场。从这个机场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德涅斯特河。我把飞机滑行到停机坪以后，立即打开座舱盖。草原的气息扑鼻而来，沁人心肺。周围的一切多么象1941年的５月啊！在机场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别利齐。它就隐藏在这一带山岗的背后。
一辆摩托车疾驰到我的跟前停下了。我从座椅下面取出软胎军帽，穿戴整齐，从座舱里跳到机翼上来。
这个人怎么这样面熟呢？难道他就是费吉切夫吗？可不，正是他，还是那满脸的连鬃胡子！
我一直在惦记着他和他的妻子瓦利娅。整整一年半听不到他们的音信了。
“噢，你已经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了，波克雷什金！我可不敢高攀您这位贵人哪。”
“收起你那一副腔调吧！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带着一个飞行团在这里闲呆着呢……”
“当上团长了？”
“嗯。”
“这么说，你也不是人人都敢于高攀的了，首长嘛！”
费吉切夫谈了谈自己的情况。他从莫斯科空军学院毕业以后，就被任命为歼击机飞行团团长。他在这一带前线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走，到我那里吃饺子去！”费吉切夫突然说道。
我很想跟他多谈一会儿，打听打听这—带前线的情况，敌人的动向。当然，也想知道他和瓦利娅的生活情况。可是，飞行师里的—大堆事情总不能搁下不管哪。
“等我熟悉熟悉情况再说。这一顿饺子，我总是要去吃的嘛。”
“那也好。晚上我派车来接你。”
在师司令部里，待我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祖索夫上校已经离开此地上任去了。也许是他等不及了吧？也许是因为第１６飞行团刚到前线就发生了事故才促使他提前离去的吧？
科拉耶夫从第16飞行团回来以后，会同师政治部主任—起，向我报告了事故经过。奥列菲连科大尉的飞机坠入螺旋，他跳伞迟了，坠地牺牲。他的遗体己经埋葬。
我应该详细问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飞机是谁经手检查的。可是，我觉得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我震动太大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小伙子、好飞行员。更使我难过的是，他的光辉的战斗历程竟被一次荒唐的事故所断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向面对着窗口朝外闲望的科拉耶夫发问了。
“在机身里发现机械师遗忘的工具。盘旋的时候，飞机重心失控。”
这就是说，飞机未经必要的检查就放飞了。我这样想着。看来，科拉耶夫也正在等待着我对他的工作做出这样的评价呢。但是，我没有吭声。我想待我略微镇定些再说。科拉耶夫似乎猜透了我的想法，故意若无其事地说道：
“埋葬了奥列菲连科的遗体以后，克卢博夫把奥列菲连科的飞机号码砸下来了……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胡闹起来。克卢博夫在争吵中把邻团的机械员打死了。遗体己经理葬。”
师政治部主任马奇涅夫无意中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们这个师还要出大事呢！”
他和科拉耶夫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好象是在说：“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不满意这种论调。
“照你们的意思说来，那不就是在劫者难逃了吗？请问，未经检查的飞机是谁放飞的？发生机毁人亡事故以后，又是谁放任飞行员不管的？”
科拉耶夫猛地抬起头来。他应当知道他是问心有愧的，因为我不在场时是他负责指挥全师的。我在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他却一言不发。看来，他是难于反驳我对他的批评的。
为了暂时把这件事搁下，以便研究其他问题，我说道：“算了，以后我们再详细谈这个问题吧。我们大家应当齐心协力地把我们这个飞行师整顿好。”
在这以后，我不论是在做什么事，心里总是放不下奥列菲连科和克卢博夫的事情。列奇卡洛夫也是有责任的。他身为第１６飞行团的代理团长，不该如此疏忽大意。我们这些人既然身为指挥员，就必须对人民负责，随时关心部属的战斗准备，珍惜他们的生命，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他们的行为举止。飞行员们能否取得战绩，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纪律状况，一句话，—切关系到我军军威的事情，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和一切政治工作人员，都是举足轻重的。尤其现在，当祖国正处在严峻时期，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为什么在飞机起飞以前，无论是列奇卡洛夫、科技耶夫，还是大队长，谁也没有想到要检查飞机呢？为什么谁也没有命令机务主任去做这件事呢？他们全都忘记了卢卡舍维奇的惨痛遭遇。难道这样的教训不应当牢牢记住吗？
晚上，费吉切夫热诚地接待了我。宴席已经摆好。可是，一时之间，我们谁也没有多么注意这些。
“瓦利娅呢？”
他犹犹豫豫地答道：
“她生孩子了，你知道吗？她在家里呆着呢。”
我们一起回忆了老战友，回忆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当然也谈到当前的任务。费吉切夫指挥的这个飞行团在这一带前线作战好几周了。
“敌人很顽固，投入不少轰炸机大机群和歼击机大机群。”
“跟在塔曼半岛上空的情形差不多吧？”
“你算是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