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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心无旁骛地投入整整三十年时间，主编了数百万字巨帙的《钱庄史料》、《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清代外债史资料》，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先后出齐，但他坚决不署“主编”之名，仅署“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24〕。
六、功成身退，超逸绝尘
“文革”期间资公也未受严重冲击，仅仅是“靠边站”。曾经听说一则文革轶闻：某公生有三子，依次取名“爱国”、“爱民”、“爱党”，皆为趋时合宜之嘉名，然而“文革”期间被指控隐嵌“爱国民党”四字而获罪。资公生有三女，依次取名“中筠”、“华筠”、“民筠”。不知资公者或许虚捏一把汗：若再生一胎，必当取名“国筠”，则资公危矣。然而资公天人，仅生三位巾帼豪杰即止〔25〕。
资公长女资中筠女士认为，其父后半生平安无事的主因是：“他本来为人谨慎，以后就更谨慎。”似也秉承父风，决不夸夸其谈。但我以为主因并非谨慎，仅举三事以证。
一、资公从1926年进入银行界直至去世，七十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时上班，从未迟到一次。其信条是“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26〕。
二、资公平生不打诳语，任何压力都不可能令其精神崩溃，更不可能自污污人。其信条是“一切坏事从说谎开始”〔27〕。
三、因公费医疗的报销渠道不同，资公夫妇即便吃同样的药，也严格分开〔28〕。
可见资公的安然无恙非关谨慎，也非运气，甚至并非洞若观火的防患未然，而是至高人格的完美无瑕，因而找不到任何攻击点和突破口〔29〕。
改革开放以后，资公担任民建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资公曾打算赠送礼品答谢此前长期善待自己的一位统战部官员。次女资华筠建议定制一件刻有古诗文的小型工艺品，资公欣然同意并主张刻《阿房宫赋》。资中筠以为最后几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略嫌刺激，不合乃父一贯的谨慎作风，然而资公凛然曰：“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可见对天眼通资公而言，一切皆如水晶般透明。
资公一生，可以两件颇堪玩味的小事作结。
1946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资公以天津代表出席。会后宴请与会代表，徐柏园（1902—1980）引见介绍了资公，蒋介石（1887—1975）与之握手曰：“抗战有功。很好，很好。”
1949年，北京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资公以天津代表出席。会后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1898—1976）引见介绍了资公，毛泽东（1893—1976）与之握手曰：“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在天门安城楼上心潮澎湃地听罢湖南同乡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资公走下丹墀飘然离去——其背影酷似越人范蠡、汉人张良、明人刘基，然而又超迈前贤。范、张、刘都在功成名遂之后身退，因而是无人不知的传奇人物。但资公不会也不愿成为传奇人物，他功成以后不求名遂，不欲人知，便挥挥衣袖倏尔远逸〔30〕。
七、大象无形，自扫其迹
读完全书我终于明白，资公的文字云淡风轻、大巧若拙〔31〕，绝非不善表达，而是有意淡化所致〔32〕。故“异人”一词远不足以概括其特异——资公正是我在古人中曾隐约窥见身影，但在现实中久觅不见的“间世者”〔33〕。
与不遗余力凸显特异的入世异人乃至出世异人相反，间世异人的至异之处是不遗余力淡化特异。由于入世异人乃至出世异人刻意表现自身特异，因而人们时常错认凡夫为异人。由于间世异人故意遮蔽自身特异，因而人们更容易错认异人为凡夫。既然才能稍逊的入世异人和出世异人也能轻易达到目的——让别人以为他是特异之士，那么才能更高的间世异人就更容易达到目的——让别人以为他是凡庸之辈。因此要透过双重“文字障”，窥破后者之“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殊非易与〔34〕。
沈从文因外力逼迫而放弃文学创作，被迫转向文物研究，留下了令人钦敬、播于众口的“历尽劫波今犹在”佳话〔35〕。资公却在外力逼迫之前尽弃金融长才，主动转向史料整理〔36〕，而且大象无形、自扫其迹地不留任何佳话〔37〕。本文去蔽显影，抉隐发覆，很可能有违资公本意。倘若上善若水的资公问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只能惭惶无地〔38〕。
不过惭惶之余，我想如此自辩：抵达次高境界的沈从文之所以钦敬者众，是因为众人知道有这一自己达不到的境界存在，因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抵达至高境界的资公之所以钦敬者少，是因为众人不知道有这一遥不可及的境界存在，因而不仅不能至，甚且不向往之。
境界高低，易起争议。此处无暇详述，略下三解。一叶落而不知天下秋者最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者居中，一叶未落即知天下秋者至高。吃一堑不长一智者最低，吃一堑长一智者居中，不吃一堑即知有堑者至高。自造困难然后被困难克服者最低，自造困难然后克服困难者居中，不自造困难因而无须克服困难者至高。为使高尚其志者明白，“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绝非古今哲人形诸文字的向壁虚构，确有身心俱到、圆融证成的终生履践者，我不得已撰写了或违资公初衷的本文〔39〕。
尤为可叹者，由于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的超逸绝尘，资公这样的间世异人大多喜欢被褐怀玉，轻易不肯留下雪泥鸿爪，连窥破“文字障”的机会也不给世人。资公的不欲人知、不求人解，甚至达到了对至爱的妻女也不愿多讲的彻底程度〔40〕。若非被有关方面列为“抢救史料对象”，资公必定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又一个“太上，不知有之”的遗世独立者〔41〕。感谢为保存史料而“强迫”资公撰写自传的人们，是他们无意中抉发和彰显了使中华民族成其伟大的伟岸人格〔42〕。
1996年1月23日，在夫人童益君辞世半年之后，与世纪同龄且几乎陪着二十世纪跑完全程的资公仙逝于北京。倘若由我为波诡云谲的二十世纪中国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资公不作第二人想。不仅因为我从这部资公遗著中，听到了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走向复兴的沉重脚步，一如其朴实而准确的书名——《世纪足音》。尤其是因为，资公一生打过交道的众多风云人物，或为头面人物，或为耳目人物，或为心腹人物，但无一可称脊梁人物。资公既非头面，亦非耳目，更不是心腹，而是脊梁。正是资公这样无数不为人知的间世异人，组成了支撑中华民族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脊梁。
巍巍资公，耀我华夏。衡岳山高，湘江水长。
注释：
〔1〕本文多及湘人。湘人者，楚人也。自古惟楚有材，至今湘人多杰。因老聃亦为楚人，故注中广引《老子》（尽去书名，仅标章次），以与正文复调映射。注文为本文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并行观览者必得相互发明之意趣。
〔2〕《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二十章：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4〕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5〕1968年，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湘人田汉被迫害致死。
〔6〕196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首任会长的湘人李达被迫害致死。
〔7〕资公多才多艺。除了品箫吹笛，还会胡琴、小提琴、曼陀铃等。也学过昆曲，与京剧大师程砚秋（1904—1958）惺惺相惜。
〔8〕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彭玉麟（1816—1890）、胡林翼（1812—1861），为缔造“同治中兴”的晚清湘中四杰。
〔9〕1935年，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湘人唐有壬遇刺身亡。
〔10〕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11〕二十七章：善数不用筹策。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四十七章：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12〕二章：功成而弗居。三十四章：功成而不有。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七十二章：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13〕五十章：出生入死。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14〕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七十八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15〕1948年，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的湘人周佛海以汉奸罪瘐死于南京狱中。
〔16〕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17〕下文材料多据《世纪足音》一书附录的资公三女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回忆。
〔18〕1968年11月12日，曾任国家主席的湘人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19〕1967年，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时任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南汉宸在遭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20〕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四十一章：大音希声。
〔21〕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22〕朱镕基（1928— ），亦湘人也。
〔23〕五十一章：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24〕一章：名可名，非常名。四十一章：道隐无名。
〔25〕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三十二章：知止所以不殆。四十四章：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26〕六十四章：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27〕二十七章：善言无瑕谪。
〔28〕五十八章：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29〕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30〕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五十六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31〕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32〕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三十一章：恬淡为上。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33〕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三章。
〔34〕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35〕沈从文（1902—1988），亦湘人也。
〔36〕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37〕二十七章：善行无辙迹。三十九章：致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四十一章：大象无形。
〔38〕八章：上善若水。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39〕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40〕七十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41〕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因字坏缺笔，通行本讹为“下知有之”。）
〔42〕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丁玲与周扬
？ 秦林芳
建国后，“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1〕。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再加上三四十年代的恩恩怨怨，于是，周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2〕。郭小川在1967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1954年或19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1955年底，康濯写了—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猴看，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3〕
夏衍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4〕话虽这么说，但如果不是周扬具体策划、组织的话，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未必一定成为被攻击的首选人物。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着直接的关联。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据黎辛回忆，在延安时期，丁玲对周扬印象就不好。1942年春的一天，黎辛去丁玲处送稿、取稿，遇到欧阳山在那里聊天。那时，周扬在窑洞外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了，丁玲答曰：“会演戏的。”这种看法较早见诸文字的，则是在丁玲的日记和书信中。
1948年7月5日，为了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辗转来到山东胶东地区，在那里，“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5〕。
在出发以前，周扬曾挽留她“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6〕。10月，辗转来到哈尔滨的丁玲却致函陈明，希望他来东北，原因之一是，“我实在不愿回去和那个人（指周扬——引者）在一起”〔7〕。
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可考的资料来看，其原因当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暴露”与“歌颂”之争。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
二是后来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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