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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胜利的喜悦，仍旧是六十年的沉痛和教训。
陈省身生前极为关注中国学术和教育，他多次呼吁学者要淡泊名利，勤奋工作，还曾以他的导师、法国大数学家嘉当为例，“嘉当是个很正统、很守规矩的人，我跟他去做工作那年是1936年，那年他六十九岁，除了在巴黎大学做教授，还在很小的学校教书。他这个人对于名利一点都不关心。普通人对他的工作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有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欣赏他。所以，他的名望是在去世之后才得到的，人们因为他的工作才记得他的名字。在二十世纪的数学家里，嘉当是对二十一世纪的数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位”〔3〕。他还指出，数学中没有诺贝尔奖是件好事，“诺贝尔奖太引人注目，会使数学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研究”〔4〕。陈先生亦曾语重心长地对天津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们讲：“我们国内现在对当院士、得奖很注重，这种现象都是媒体炒起来的。而一个数学家真正有建树的工作，媒体是没法讲出来的。嘉当六十二岁才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黎曼，他的一生就没有得过任何奖。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5〕这些话出自肺腑，言语间隐隐流露出一个老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内诸多问题的忧虑。还是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更该想的，是数学家大会后怎样使中国的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这比在大会上作几十个报告来得要紧。”〔6〕这话说得言短而意深。“陈省身当然很明白中国数学的现实状况。他觉得，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过高估计自己”〔7〕。
就在陈先生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人说，2004年，陈先生太累了。更有人指责学校，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不断应付各色庆典，出席各类会议，还要不时地为青年学子和教师作报告和演讲，就是个中年人也吃不消呀。其实，南开大学当局也自有苦衷。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学校考虑到先生的安全，暂时断绝了他的部分外事活动，特别限制学生访问先生。那一段时间，陈先生感到格外的寂寞，据说老人家曾向学校当局发了“脾气”。陈省身喜欢年轻人，尤其爱护和关心学子的身心成长，对“身负强国希望”的学子寄予了殷殷厚望，所以凡是学生之请，他从不回绝。年轻的学子更敬重陈先生，也爱和先生聊天，探讨数学和人生。
1927年，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留给游美预备部毕业班学生的赠言中讲：“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8〕不忘记祖国，不忘掉自己，追求真理，也正是陈省身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时在美国的陈省身曾与一些华人学者商讨如何帮助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办法。从七十年代末起，陈省身仆仆奔走于中美之间，每有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他都会为发展中国数学研究事业建言献策，并坚定地表达自己要努力“为中国做贡献”的决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尽管陈省身工作重心还在美国，但是他的一系列为提升中国数学水平的努力已经陆续展开。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数学界自1980年至1986年，连续七次召开“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讨论会”，由陈先生出面邀请世界上一流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演讲，这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为沟通中西方学术界，为中国数学研究者了解国际数学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提供了交流的孔道。从1980年起，陈省身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开设“微分几何”的研究生课程；1983年夏，他在北大数学系举办“暑期数学研究生讲习班”；从1984年至1989年，由北大数学系负责操作的中国教育部与美国数学会合作的“陈省身项目”启动，每年选送二十名从事数学研究的学生赴美深造。不难看出，陈省身的种种努力，均意在为中国培养年轻的数学研究人员，缩短中国数学与世界数学研究水平的差距，他对于中国数学和南开数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5年以后，陈省身全身心投入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建设，以“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宗旨构建南开数学研究的方阵。现在看来，这一宗旨似很平常，但对当时相对闭塞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显示出一定的气魄，这一手笔足以引领当时中国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欧美各国的数学界纷纷对数学未来做出展望，陈省身也敏锐地感到中国应该有类似的活动。他多次指出，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学大国，率先赶上国际水平，不是南开一家能够做到的，应是全国的任务。在他的努力下，由国家拨助专款的“数学天元基金”得以设立，这项基金从1990年的每年一百万元人民币，已经增加到2003年的五百万元人民币。事实表明，这项基金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年的陈省身依然忙碌，他时时关注中国数学发展前途，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陈先生提议兴建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这一动议得到了国家的全力支持。在国际数学中心兴建之前，陈省身曾对好友胡国定诉说倡议兴建数学中心的用意，“眼光要放远些，要面向世界。为了吸纳更多的优秀的世界级数学家和学者来南开，现在的设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后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当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支付和国外相同数目的薪金，请他们来南开做研究。只有当中国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数学家前来工作的时候，数学强国的理想才能实现”〔9〕。陈省身先生晚年所以投入如此心力来经营中国数学方阵，培育研究力量，可见其内心横亘着一个坚定不移的“数学强国”的信念。也是在接受《大家》访谈的时候，老先生还讲了一段话：“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某些事情可以做得跟外国人同样好，甚至于更好。中国人有能力的，我要把这个心理改过来。”对于听者而言，这就是一种民族尊严的显示，这种尊严源于他对家国的热爱、对民族智慧的骄傲和他本人内心中坚定的强国信念。在后来每期《大家》节目的播放中，陈先生的这句话被节目组做成了一个小片花，于节目中穿插播出，《大家》的编播人员在选录这句话时，必定体会到了老人话中的深味和意蕴。
陈省身的得意弟子丘成桐教授在论及中国数学落后的原因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只注重培养人的应试能力，而往往忽略对创新能力的激发，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弊端。这种忧虑又何尝不是陈先生生前对中国数学、中国教育前途的忧虑呢？其实，对中国学术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就是先生努力建设“数学强国”的不竭动力。
2005年新年到来之际，由陈省身先生提议并促成的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和配套专家公寓项目全面竣工，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中心大楼。这座风格大气、庄重而朴实无华的建筑虽是有形之物，却蕴涵了陈先生对未来中国数学发展希望的无形寄托：“我要让南开成为中国的汉堡和普林斯顿。虽然南开数学研究所现在的设施可以为国内一般的数学科研交流提供服务，但要想吸纳更多更优秀的世界级数学专家和学者，就必须建立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伍的数学研究交流中心。”〔10〕先生此言，犹在耳畔。虽然我们常常吟念起梅贻琦先生当年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仔细想想，惟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不提供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环境、研究资金，以及诸种配套设施，想必也难以延聘到一流的学者。
案头一卷《陈省身传》，纸香悠然，一副先生面带笑容的特写印于封首，其目光深邃而坚定，透过这双眼睛，人们似乎感受到了他那“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强国”的坚定信念。如何在陈先生所开创和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成逝者的未竟事业，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这是后人对前人、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注释：
〔1〕《陈省身谈中国数学：是大国而非强国》wwwtv/special/690/4/44393。html
〔2〕布丁：《从陈省身和纳什的成就观说起》，《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8日。
〔3〕〔5〕《陈省身号召数学家淡泊名利》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1573
〔4〕〔6〕〔7〕〔9〕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350、352、354页。
〔8〕梅贻琦：《赠别大一诸君》，转引自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世界最大的数学中心在南开竣工》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2484
民国外交家陆征祥
？ 石定乐
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和代表团的团员没有签。但回国后，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因为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人便报复山东人，使他们苦不堪言。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巴黎会议使陆征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1921年，他递交了辞呈，决意离开外交部；1926年，他夫人去世；1927年10月他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成为一名修道士，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
一
陆征祥1872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历经艰难，辛辛苦苦照顾他，顶住众人非议送他进广方言馆，还忍受孤寂让他进京深造。后来放他到俄国，也还是为了儿子学些实际本领，今后能回家有个好的出息，从此父子可以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现在父亲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满回国，虽然父亲会愿意为儿子的前途牺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陆征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许景澄也理解陆氏父子情感和难处，思忖片刻后命陆征祥赶紧写信向父亲禀报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学外交，你当安心留下矣”。
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
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
1920年陆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买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并把祖母和父母的墓迁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调平和，陆征祥亲自精心设计了父母的墓碑。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他希望以此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
二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
他刚到彼得堡时才二十岁出头，一次陪许景澄公使拜会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时，穆还对许调侃说许怎么带个小男孩来。但几年后陆就升为参赞，1906年，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并被告知将任驻俄公使。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