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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开始，从皇帝到王公贵胄，都对汉文化发生莫大兴趣，乾隆帝尤甚。他们读儒家经典，认汉儒为帝师。金先生的说法是“满洲贵族在政治上征服了汉人，汉文化却征服了他（乾隆）”。但他也觉察到，满清皇帝接受汉文化，目的是为其所用。乾隆发现“汉文化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奥妙，反过来便利用儒家的尊君畏天、三纲五常等学说。经过发酵，作为文化立威的利器，实际上是用了倒打手法。他对汉族的读书人虽然笼络利用，却有成见，就像他看不起明代的士人一样”。例如，外史记载乾隆曾当面叱责协办大学士纪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7〕诗人沈德潜晚年为乾隆翰墨侍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尚书衔、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死后发现沈有不敬处，立即追夺阶衔谥典，拆毁所赐祭葬碑文。存殁荣辱，俨如天壤。
《土中录》指出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前三朝相比有两大特点，一为落网罹祸的流品复杂，医卜星相，地痞讼棍，乡愚冬烘，商贩工匠，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二是死的疯人特多。前三朝尚无疯人因文字狱而被杀的，乾隆则不管是否真疯，一入文网非处死即充军，家属连坐。如介休王肇基进诗联“要求皇上用我”，朱批已肯定“竟是疯子而已”，但又发上谕“将该犯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又如公认的疯子丁文彬冒认老衍圣公婿，南平刘朝干、泰和李雍和等情词悖逆等，都被凌迟处死。可称“史无前例”。
乾隆自诩有平苗和天山南北、三征台湾、定回乱和服缅甸、安南（越南）、廓尔克（尼泊尔）等十大武功；又有六次南巡，开拓疆域，功劳赫赫。乾隆中前期，全国统一，民族大家庭基础逐渐形成，政局稳定，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繁荣，确属盛世的鼎盛期。然而在用兵、南巡等方面也劳民伤财，糜费无数。乾隆十四年和二十二年（1749、1757）有人设法谏阻南巡。结果是，借名和伪抄京报的首犯抚州千总卢鲁生凌迟，夏邑的卸任布政使彭家屏斩监候，诸生段绪昌“从宽”斩决。
乾隆另一大功劳是倡修《四库全书》，耗时十载，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这是古今学术界称道不绝的好事。而《土中录》指出它的深层含义：引读书人“入彀固是其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则为藉此展开禁书运动，使汉族士子尽为寒蝉喑马”。据清湖州姚觐元和近人冀县孙殿起《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统计，所禁书籍全毁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四百零二种，挖改的无从统计。书中有夷、狄、胡、虏等字眼，以及“犬羊”之类的影射词都要挖改。“词涉乖谬”、“语有偏驳”、“俱有违碍诬妄语”便遭禁毁，《说岳全传》也成了禁书。金先生引孙殿起《知见录》评说此事：“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焚书后，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并直斥其为“专制淫威”。查禁与编修《四库全书》同步开始，前后二十四次，起先尚说“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忌讳字面，并无妨碍”。两年以后便疾言厉色地责令各地“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直到《四库全书》书成后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仍在严谕查禁。
禁书阶段的文网更为严酷。帝制时代皇帝名字必须避讳，清律谁犯讳就触犯“十恶不赦”中的“大不敬”而处死。有人告发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刻的《字贯》，河南祥符裱背铺主刘峨、脚夫李伯行的印本列出数代皇帝名字用字，目的本在提醒人们尤其是应考举子不要触讳得罪。不料自己先遭殃：王锡侯斩决，三子四孙斩监候，江西巡抚海成失察斩监候，刘峨斩立决，李伯行是盲人，斩监候。因“讪谤”得罪的更不胜枚举，较惨酷的如东台已故举人徐述夔“诗见悖逆”，他及刻印诗集的已故儿子戮尸，江宁布政使陶易、幕吏陆琰“消弭徐案逆迹”斩监候，黄梅监生石卓槐“有心讪谤”凌迟，已故举人临湘沈大绶生前自刻寿辞“编造悖逆诗词”满门抄斩，子孙兄弟侄等十四人杀头；明遗民戴移孝的诗和诗集查获后定为逆书，移孝、昆父子戮尸，曾孙世道斩首，并且查遍天下十三省，追索有关的人和残书残版，牵连极广。真是血泪斑斑，惨不忍睹。
综读《土中录》，感慨万千，不能不引起沉重的思索。
书中所列举的案例，只有顺治朝的函可和雍正朝的曾静、张熙是有联络武装力量图谋推翻满清的行动的。然而，函可充军沈阳，尚能寄身僧寺，善终于“戍所”；曾、张二人被雍正释放，乾隆时方处死。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制造的冤案，一言空泛的“悖逆”、“诬妄”、“荒谬”就判定满门抄斩，凌迟残杀，令人发指。
这些文字狱的最后定案，几乎都有朱批上谕，而且同样的案情，全凭皇帝心血来潮，或满门诛杀，或无罪释放，漫无定规，《土中录》多举类比。这是可怕的历史事实。其一，文字狱确实出自皇帝圣裁，好心的歌功颂德派也无法将罪责推给臣下。而皇帝如此残忍，并非个人性格因素决定，却是由于他居于部族专制的顶端，以天朝大国自居；独尊儒术，拒绝外国的“奇技淫巧”，听不得半点异己言论，严密防范对部族专制不满的只字片言。其二，既是专制君王的最高旨意，官僚们必然闻风而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只要找到些可疑的白纸黑字，便可以捕风捉影地罗织罪名，邀功也避祸，用平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珠。同时也为宵小劣行之徒，提供了攻讦陷害别人、夤缘进阶的隙缝。于是士人惟恐天降巨祸，又互相猜忌，惶惶不可终日。这正是专制帝王钳制读书人如川之口的既定策略。其后果是万马齐喑，拒绝一切进步的思想和改革，自然为世界发展潮流所淘汰。
金先生又说：“文字狱至清代而到达顶峰，乾隆朝是顶峰中的顶峰，可是收场也在乾隆朝。”
意味深长的是乾隆退位不过四十五年，就发生了近代中国人都引为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煌煌天朝，竟轻易地被“腿不会打弯”的洋鬼子的大炮轰垮了大门，国势陷入长达百年的低谷。这是综合国力的崩塌，文字狱仅是因素之一。然而，读史人在徜徉于汗牛充栋、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官修史时，多留心一下盛世中的负面阴影，也许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少重复些历史上出现过的惨痛教训。
辛亥革命已把几千年的帝王专制踩到脚底下，比载湉、溥仪高明得多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旦想圆皇帝梦，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又将近一个世纪了，为什么在人民民主建设稳步推进的今天，总有人对已不存在的“真命天子”和“英明圣主”顶礼膜拜？这不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吗？
注释：
〔1〕以上数据采自《历史档案》1983年十卷二期安双成的《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韩书瑞、罗斯基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2〕邹容的《革命军》常被认为是鼓吹民族革命的宣传品而不被学术界重视，但曾为史学家钱穆作为史料引用。
〔3〕引自汉史氏《清朝兴亡史》“内阁任用皇族”。
〔4〕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代部族政权”。
〔5〕引自《清代野史丛书·入关暴政》之一、二、三。
〔6〕《土中录》引《四部丛刊·明史钞略》张元济跋。
〔7〕引白天嘏《清朝外史》乾隆朝“视臣如奴隶”。
经济学视野里的中华文明
？ 赵 敏
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代，我们一般的读书人就常常被层出不穷的经济学观念而迷惑。人们所感觉到的经济学是越来越高高在上的，似乎快要成为神灵，成为一种禁忌了。自此，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就常常呈现为这样几种形态：它是一种占卜和预言的术业，是一把解剖时世的锐利的手术刀，或是一套对于现状的“精神分析”的绝妙方法和体系。似乎谁拥有了经济学，谁就拥有了无尽的财富。
最近读经济学家盛洪的著作《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对经济学又有了别样的感受：经济学像所有的其他人文知识一样，它仍是人类思考自身的一种方式罢了。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以前曾经读到过盛洪的经济学随笔集《经济学的精神》，就被他以一种平常心来谈论经济学的文笔所折服。盛洪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他不仅在研究经济学，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学背后的人类的生存和灵魂。
盛洪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作为西学的现代经济学中读出中华文化的渊源。他承认自己年轻时曾是主张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全盘西化的。更想不到的是，让他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契机也是在出访美国的时候：他看到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塑有孔子像，并且欧美人都非常地崇敬孔子。“当我读了一些先秦诸子以后（很遗憾，我和许多同代人—样，是先读西学，然后读国学的），我受到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更为简洁和优美的另一种语言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看作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斯密的学说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明赖以兴起的核心秘密。”（《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斯密的老师是法国的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而魁奈的学说就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华文明走向了边缘？这也只能从近一二百年来中西冲突的大背景中找到解释。
盛洪认为，西方在近代对其他文明的胜利并不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即不是和平的平等、自愿、公平原则的胜利，而是“武器先进者胜”规则的胜利。所以，从文明的本质来说，西方人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冲突更为剧烈的情境之中。西方文明向来所推行的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高举起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的大旗。但它仍把这些看来神圣的原则放在自己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下。它们珍视的不是这些原则，而是自己的优势地位。当遵从这些规则会损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它们就宁肯不要这些规则。这就是导致“鸦片战争”的根源，也是近来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中国的现代化意义，从全球的角度看，就是它将西方文明的基本规则的后果推向了极致，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些规则只有在单方面优势（不合作）的情况下才对优势方（不合作方）有利，它们不可能导致双赢的结果。当其他文明实体起而效仿以后，只会形成对谁都不利的不合作均衡（如核武器均衡、贸易保护均衡）。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害。借助于博弈论的研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的结果，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西方文明的规则不能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全球文明规则的基础。全球文明的含义之一就是非核文明，是能拯救人类于核毁灭之前的文明。而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中的“天下主义”，才是重新整合全球文明的希望之所在。虽然道路依然很漫长，但它已经足以让我们以此为契机来重新冷静地审视中华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时代的先辈们迫于现状，批判中国传统，“师夷之长”，提倡强兵富国是对的；今天我们重新来继往圣之“绝学”，更高层次地继承中华文明也是对的。这让我想起了季羡林说过的话：“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稳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盛洪所走过的思想历程很是让人感慨。全盘西化害了不少人，一味排外也害了不少人。从未读过《资本论》，却大谈《资本论》过时，与从未研读过中国文化典籍，却在高论中国文化落后一样让人讨厌。
（《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盛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挑战毕加索
——读范曾《庄子显灵记》
？ 马立诚
2002年1月，我访问日本冲绳县，一个悬疑再度浮上心头。县政府一楼大厅正举办当地中小学生画展。我看到几幅作品，颇类似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几何画。画面上稚拙的韵味，更是成年人难以达至的境界。但是这样的画，大概只有署名毕加索才能堂而皇之地挂在客厅里。有杂志介绍说，毕加索晚年曾说过，他那些立体主义的画是胡乱画的。对此尚可考证，但我相信，中小学生绝对写不出《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回国之后，读到范曾新作《庄子显灵记》。这首两千多行的长诗以磅礴之势向“皇帝的新衣”发起挑战，震人心魄。
范曾近年写作甚丰，《范曾谈艺录》、《范曾诗稿》、《范曾散文三十三篇》、《画外话·范曾卷》、《庄子显灵记》等相继问世。其中，就文学原创性成就而言，当以《庄子显灵记》为最。范曾谈他的绘画一向强调“以诗为魂”。他对诗词浸润之深，众所周知。范敬宜曾有一首古风称他“万卷诗书万里路，化入笔端便入神”。多年来，范曾生活在中法两个具有灿烂文化的国度，可谓学贯中西，对亚欧人文及艺术有了较深切的体验和把握，《庄子显灵记》便是中西文明交汇之作。这首诗“酝酿于京津，著述于巴黎”，熔屈骚汉赋、唐诗宋词、戏剧套曲及自由体新诗等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于一炉，打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长篇佳构，独开文体新生面。
全诗为对话体，通过虚拟庄子与太始、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毕加索、柏拉图及范伯子的辩难，寻究宇宙与自然的起始，探讨生命与死亡的真谛，辩驳善恶与美丑的分际，诘问克隆与工具主义的非理性冲动，评析恐怖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磨难……激荡生辉，博雅浩瀚。长诗吟咏的重点，则在于揭起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旗帜。在众多登场对话者中，之所以由庄子领衔，不独显示诗人对中国文化及庄子一往情深，更缘于庄子汪洋恣肆的奇思妙想与长诗浪漫主义风格相辅相成，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思考尤有助于主题的表达。
环球皆昏梦，
夜云天未曙。
芸芸众生罹网罟，
我正待万里风帆回古渡。
这是范曾对当下艺术状态的忧思。近年来，媚俗邀宠的平面文化一路驾驶消解意义的挖掘机将“宏大叙事”的价值体系夷为废墟，逐步取得文化领域的实际霸权地位，加剧了转型期社会特有的文化迷乱。有篇文章说：娱乐电视制片人和导演、流行作家、流行音乐制作人、流行新闻记者及广告制作人已经控制了局面。“闹文化”、“野文化”、“反文化”大行其事，“逻各斯中心”的崩溃和“元语言”的颠覆，使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像断线的风筝撞来撞去。浮躁与流俗扑面而来，挥之不去。“人们最爱读的两种文字是钞票上的数字和任命书上的文字”。凤凰卫视曾播出湖南某城市这样一种景观：一个男青年在便道上脱去衣服只穿短裤，引路人观看。他用刷子沾着白色涂料把全身涂白，最后只露两只眼睛，就算完成了“艺术创造”，朝众人摇手“拜拜”，跑到自来水龙头下面冲洗去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呢？
万绿丛中生出了一株薇甘菊。
它的种子、叶、梗都能繁殖，
而且它的绿色碧透而光烁，
它迅猛地向大地延伸，
爬上岩石、树梢，然后开始肆虐……
薇甘菊，一种有毒的植物，即混乱的始作俑者。诗人讥刺二十世纪初叶崛起的现代主义“把荒诞和奇丑视作创意，把灵魂散发的腐败以为芳馨。这立体派的静物，都像断木残片。只看出欺世的恶愿，而不见天才的聪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怪胎占领艺苑，走进文学的著作。音乐舞蹈也成为它的阵地，一批批癫狂浮躁的歌手汇成它的群族。这正如薇甘菊一步步进逼，水源因为它的繁衍也逐渐涸枯……”
其中，毕加索实为滥觞。在《庄子显灵记》中，诗人假毕加索的口气独白道：“我告诉世人，我打破了时空，从二维的平面直追四维的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