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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表述是实质性的。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道”本应是个不明确的概念，以其之玄，争论几千年不足为奇。然而中国缺乏这种争论，结果是谁掌握权力谁就同时掌握了“道”的阐释权，而且是“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为天下法”。“道”成为了可以任人蹂躏的弱女子。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庶人不议”还不够，还要防庶民的悠悠之口。如果防线失守，“庶人不议”的规矩就要被打破了。文字狱就是“防”的一种手段。中国文字狱自“乌台诗案”始，几首直抒胸臆的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觉聚，那复受絷维”等）把苏轼送进了乌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机关）阶下。朱元璋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帝王居然要教士大夫写文章。而演绎到“文革”，遇罗克因写一篇文章竟被枪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管理的事务与具体的官职对号入座，百姓不得议政。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被暗杀。白居易上书坚请捕捉刺客，权贵以其越职言事为由，贬他为江州司马，从此，白居易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苏轼也是因干预“王安石变法”开始倒霉的。
“臣事君以忠。”儒学中有许多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惟“臣事君以忠”最重要、最本质。由于这一训谕的流布持之日久，已经深入人心，“文革”时自然而然就演绎为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愚忠的诸葛孔明至今仍被视为人格的楷模。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中国人不变价值观的标准表述。天不变，从“天不为一物枉其时”的角度看，还说得过去；“道亦不变”就纯属一厢情愿了。然而，千百年来中国就是按照这个训谕去做的，而且居然做到了使“道”数千年不变，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
中国人就是这样抱残守缺、以不变应万变的。当然，揆古察今，综观历史，也有些例外。用人制度就留下了一个明晰的流变的轨迹。汉朝曾通过“举孝廉”选拔贤良。“举孝廉”的过程即“道德评比”的过程，谁管你“大木为杗，细木为桷”，将谁定为孝廉全凭主事者的“冲口一言”。由于“举孝廉”弊端彰显，故魏晋改为“九品中正制”，此制以族望血统取士，同样缺失了然。至隋唐始行科举。这本是好事情，但不料二十世纪初风云突变，科举制戛然而止，重新采用了大官孵化小官的近亲繁衍法。当权者的“冲口一言”足以决定渴望仕途的后生们的前途。在用人制度的“变”与“不变”的较量中，“变”还是依然故我地向不变回归了。
中国人为这一系列“不变”付出了巨大代价。司马迁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欧阳修说：“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苏轼说：“自古在昔，治少乱多”、“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罗贯中说：“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现代的每一场灾难几乎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出其宿因，每一个愚蠢的举动都从“不变”的惯性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每一次大屠杀都被冠以“好人杀坏人”的名义，然而过后往往会发现“好人”并不那么好，坏人自然也并不那么坏。葡萄牙一传教士曾向康熙建议用火枪取代冷兵器，被康熙婉拒了。他可能在想：狄夷蛮貘也要在我中原正统的国君面前说三道四。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冷兵器抵挡不住洋人的火枪，不得不忍受城下之辱。戊戌变法给中国带来一线曙光，但在西太后阻挠下仅历百日，希望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1958年共产风，其实就是中国式乌托邦理念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方式从孔子一直传到陈伯达（此人提出过取消货币的建议），没有些微改变。不考虑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其基本冲动就是最大限度地复制自我（这一点现在已被科学证实），无论构筑什么制度都必须尊重这一现实，否则就属于“在地上硬造天堂”（顾准语）。1958年，中国几乎全民都在造这个天堂，结果把数千万无辜者赶进了地狱。
中国人的种族基因，第一是黄皮肤，第二是“不变”。“不变”把亘古的野蛮带到了现代。以“吃人”与“贪污”为例，仅汉朝就发生过数不清的吃人事件：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人相食，死者过半。”“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河南……父子相食。”汉武帝鼎元三年（公元前114年）：“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汉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汉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人相食。”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民饥饿，相食。”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历代都有吃人的记录，明末犹甚。而且某些场合，并非因饥饿而食人，吃人完全出于癖好。癖好当然是不变的。
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制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方法就是低薪、宽刑与纵容。大贪官严嵩与和翱钕钭愕质晟踔潦甑墓馐杖耄庵窒窒笤谑澜缟暇藿鲇小：笪焊久挥泄俾毁阂倮舻纳罘选白阅背雎贰保惶霸虮欢鏊馈Ｇ宄淖芏侥曩翰还话侔耸桨滓哺Р还话傥迨桨滓虏愎倮舾伲銎举郝唬钗抟晕獭Ｕ獬晌拔薰俨惶啊钡纳缁峄 Ｕ庵诌瓦凸质戮谷灰谎有褪鞘辏挥懈谋洌裁挥腥颂岢龉谋渌Ｕ獠荒懿凰凳且桓鼍薮蟮谋А�
“不变”像个幽灵，回荡在我们的上空。我们无法把它驱散，就像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然而皮肤颜色与“不变”终究是两回事情，前者并不需要变，而迂腐的传统，实在是太需要变易了。
除去不变，还有变，“变”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
“变”，中国历史的又一宿命，是中国人的第三“基因”。它与“不变”工工整整地对应了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既有守旧如山的一面，又有俯仰百变的一面。中国最早最权威的经典《易经》就是讲变的：“《易经》者，变易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当然，《易经》讲的主要是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观上的“变”不完全是一回事。
由于有了变，江山频频易主与道统的万世一系形成鲜明的比照；变与不变形成了强大的二律背反。千百年来我们被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力拉扯着、撕拽着。在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变”，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在不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固守”，犹如游子盼望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变与不变有规律可循：前者多发生在质文化场合，后者多发生在形文化场合。我把实质的、载有明确信息指令的、代表个人意志的文化称之为质文化；把形式的、没有载有明确新信息指令的、代表公意的文化，称之为形文化。道统、礼教、帝王等少数人的价值观，衮衮圣崽们为其主子提供的理论等属于质文化；礼仪、礼节、节日等为全体服务的文化属于形文化。按道理，质文化应该不断变化，形文化应该相对稳定。但是中国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倒立着走过来的。上面所例举的不变，大都是质文化。对于质文化，“可则因，否则革”（扬雄《法言·问道》），才不失为正确态度，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历史上频频变化着的多是形文化。形文化激变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它在日益被现代化异化着，已经岌岌可危。我们正在失去抵御异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处于激变的形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姓名称呼、民俗民风、节日文化、礼仪礼节、民宅建筑、生活习惯、诗歌艺术、价值观。兹逐一叙述之。
语言文字
汉字由甲骨文演化到今天工整的楷书，基本完成了演化的使命。然而好变的中国人在本无可变的情况下，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推广简化字。由于被简化的字占的比例过大，笔画删简得过猛，几乎等同于另立了一套新文字体系。本是一种可以为世世代代的人服务的工具——文字，突然被拦腰斩断，变得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不认识繁体字，而周边汉字圈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不认识简体字。最糟糕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将一直延续给子孙后代。据伍立杨先生提供的数字可知，中国共有典籍约二十四万种，毁于水火、兵燹的约十四万种，现在存留约十万种。越往后，人们对繁体字将陌生，显然，能读懂这些繁体字典籍的人将越来越少。文字传承将因无谓的“变”而深受影响已成定局。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书写方便，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草书等速写字体。在民间，书写汉字时使用草体已经约定俗成。实际上，汉字印刷体是一个体系，手写体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简化，不过是把两个体系合而为一，印刷体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不符合文字自身的规律，英语、俄语等语种都是两个体系并用的。当然，适当简化一些过繁的汉字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给文字做大手术，伤它的元气。
二十世纪还有一个大变革——“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应该说这一变革有其必然性。白话文容易阅读，有利于百姓取得发言权，应该推广。但是万事有度，白话文太“白”了，就要产生副作用：白话文产生了与简化字同样的问题，两种语法体系形同天壤，文言文绝非是靠课本里安排几篇古文就能掌握的。语言是一种“训练”，没有“训练”环境，掌握起来将十分困难。试想再过若干年，十万种典籍岂不成为仅供摆放的古董？那时，靠什么传承历史呢？此为一不妥。文言文文法体系在短时间内激进地变动，非常容易引发审美观的巨变，寓于旧文言文文体中的精华很容易丢失。一些文学素养不高的作家恰好找到自我辩解的口实：什么是好文章？口语化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某作家语）；怎样提高作文水平？把形容词去掉就是好文章（某著名作家语）；何为美文？通俗的文章即美文（某评论家语）；怎样写文章？怎么说就怎么写（某作家语）……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白话文让一些本不会作文的人坐到了权威的位置上，此为二不妥。如果某代人有权改变属于民族整体的语言文化体系，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天语法规则被取缔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此为三不妥。文言文重简约，白话文重明了，简约与明了本就是文章两要素，缺其一文将不文。文言文句式具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之功效，以它画龙点睛，文章立即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不妨一试：取消文中的一切文言句式，文章立即变为乏味的豆腐渣。此为四不妥。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固然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280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率兵在赫莱克莱亚与罗马军队作战，虽取胜但伤亡巨大，以至于皮洛士总结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难道白话文的胜利不像这样的胜利吗？
姓名称呼
姓名称呼是典型的形文化。姓名是一种形式，不含指令色彩，涉及面广。这是中国惟一一种在传统社会一直未遭到破坏的形文化，当然应该算是中国国宝级的传统文化。古人姓名由姓名、字、号（绰号、谥号）等部分组成。名由父母起，最常用，从生用到死。字是在加冠成人仪式上被“宾”赐予的。使用字，表明进入社会了，社会上的人多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字与名或互为表里，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曹操字孟德，李白字太白。号也是成人以后才有的，为自起，多表明自己的性格、喜好、籍贯等，像欧阳修自号醉翁，陶潜自号五柳先生。绰号、谥号是他人、后人加的，如韩愈谥号韩文公等。从大处看，作为形文化的姓名有三大功能，一为识别功能，二为尊敬功能，三为文化功能（雅趣）。也许正因为这三大功能乏恶可陈，得以保留了数千年，这在中国算是个奇迹。然而，二十世纪初叶，它还是被现代的单名制取而代之了。这实在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总得有个标记，识别功能是姓名之基本功能，不能不保留。问题在于，尊敬功能与文化功能就不该保留吗？这的确值得认真思考。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喜欢一样东西，才会给它起不止一个名字，比如酒，我们还称其为“琼浆玉液”或“杜康”，此外像称饭为膳、称番茄为西红柿、称钱为货币……简直举不胜举。“物”的多名制保留得完好无缺，只有人的多名制被废除了，这不能不让人发问：为何如此贵物而贱人耶？答案就是：不能容忍一种形文化持续太长的时间。实行单名制，事情远远未完结。姓名的雅趣有利于增强文化涵养，两三个字之中蕴藏着意味深厚、探之无穷的奥妙，像“太白”（飘逸）、“醉翁”（狂放）等都早已成为文字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诗味郁郁、存之久远、不落窠臼、变化无端的姓名本身就是迷人的文化迷宫，供人们品味。
需要强调的是，起于八十年代的取两字姓名之风，似乎已经走入姓名变易之极端（一个字的姓名是不可思议的）。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有的名字，在极小范围内就有上百个重名者，连识别功能都不能正常发挥了。
作为形文化的称呼比姓名的外延广些，使用频率更大些，尊敬的功能也更强些。如果不要尊严，光有姓名就够了，管什么父子、师长、亲友，一律都直呼其名就是了。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文明开化的了。中国传统称呼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尊称与谦称之分。尊称用于称呼他人，贵（如贵姓）、尊（如尊夫人）、令（如令堂）、府上、阁下等；谦称用于称呼自己或自己一方，如小、愚、敝、不佞、寒舍、家父家母等。称呼的尊卑之分，最大好处是提示人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基础，无地域之别。无论到哪个地方，通过称呼一下子就可以判断：这里是文明的，抑或是野蛮（未开化）的，因为称呼是最直观的。执是之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都竭力保护传统称呼，避免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尊重他人由教化而来，人的本性中并没有这一要素，用文明的方式称来呼去，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训练”。这种“训练”能够潜移默化，扎根人心，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寓道理于形式、程序、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形文化的最大特点。形文化都是约定俗成的，全体遵守之，其存；全体漠视之，其亡。它一旦被破坏或否定，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文革”改变了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旧有的称呼体系，重新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蔑视人权的新体系：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称作“五类分子”或“黑五类”，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把九类被贬斥者的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把迫于生计跑到城市的农民称为“盲流”，把对现实有所不满的称作“现行反革命”，把非工农出身的有文化的人称作“小资产阶级”，把内部的异己分子称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出过国的称作“特务”，把被捕过的称作“叛徒”，把没有“问题”的人称作“同志”……仿佛倒退到了蛮荒时代。别小视称呼上的变化，这样的称呼持续了十年之久，就是善良的人也不由得信之三分了。
民俗民风
中国一向有尊圣人言之传统。先看一看圣人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心，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先王以《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