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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战斗力“的稳妥做法，竟然以为一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加强营的人数）
就足对付得了对方的一个师。从以往作战实践看，杂牌军一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
军的一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中国军队，几乎均是中央直系军队，
官兵素质和装备粮响远胜过杂牌军。对作战课的失误，冈村发牢骚说：“本会战期
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去了北满，自第11军建立以
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而那些补
缺进来的新手，骄横有余，稳妥不足，冈村也有失察之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日军主攻部队已越过了中国军队号称坚固的新墙河、汨罗江
防线，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
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
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国军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
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
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
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
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
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国军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
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
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
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
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
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
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
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
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
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
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
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
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
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
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
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
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
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
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
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
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
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
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
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
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
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
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
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
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
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
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
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
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
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
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
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
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
分解。
冈村宁次
第二十五章 重获要职
返回国内就闹职，不甘寂寞苦待时；
攀上东条作奥援，再获重用展大志。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
按例，领兵出征的一方统领回国后，先要进宫向天皇复命。不巧，这几天裕仁
因受风寒避居深宫调养，遣宫内大臣告冈村回私邸听候召见。遵皇命，冈村回家团
聚，四谷坂町自是一番热闹不提。
26日晨，宫内差人通知圣上召见。下午，冈村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
二重桥进宫。见到天皇后，冈村奉上军状，裕仁优握慰问道：“此次多多辛苦”，
随即御赐银制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1个。接着，内大臣又带他拜谒皇后，蒙慰勉：
“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1个。29日，冈村
又拜皇太后，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
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辛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撰，
及赐银制烟盒1个。
皇室拜谒完毕后，他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告军状，载仁代表大本营当
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11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
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
赫战果。……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
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
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从载仁的这一通官样文章里，冈村除了听到要他“宜自珍爱”的弦外之音外，
没觉得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冈村这一年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这个闲差似乎是他不可能再离开的位置。
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他能甘心么？从天皇召见他时的言辞表
情看，冈村感到这位年仅40岁的圣上对自己是尊重的，皇太后赐宴赏物更是难得的
殊荣，但皇上毕竟从不过问除首相一职以外的人事安排，要重新获得重用还须等待
和寻找机遇。
这两年是日本政局动荡较剧烈的时期，连续更迭了四届内阁。先是1939年8月，
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所谓“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和“对德苏合作予以反击”而告辞；
接着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执政仅4个多月，就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而挂冠；继之的
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才半年，又因被陆军省认为“消极保守”而不得不自行辞职。19
40年7月22日，在军部的支持下，近卫文囗第二次登台拜相，组成新内阁。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罕见旱灾，粮食普遍欠收。为此，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战
争需要，实行居民限量购买粮食政策。另外又从国际市场购大量面粉，以补充物资
短缺。日本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重要资源被统一控
制，限制了近百种商品的购买。电力不足，金融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剧，引起了日
本国民的不满。对外关系上，日本在1939年也很不顺利，先是与苏在诺门坎发生直
接军事冲突，反又与英美发生摩擦，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更觉
得通过“南进”获取资源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前夕，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
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也
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了日本的南进侵略欲望，他们看到资源
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
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当时，
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
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
时机地断然南进。东条英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东条在这届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比冈村晚一期，
年龄也比冈村略小。而且他几年来一直鼓吹的“南进”主张，冈村也不以为然。所
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
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上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真的成为陆相后，在闲差
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
分，居然拜倒在东条的门下，真可谓有失风度了。
时至40年代初，冈村过去在军界中的靠山和奥援，早已老的老死，遭贬的遭贬。
而现在的身居要职者，反倒有不少给他作梗者。他再不拉住东条英机，岂不更孤掌
难鸣？
对冈村的这段窘状，有部日文版的冈村传记谈到一例：1940年初秋的一天，冈
村穿着笔挺的西装，到世田谷北泽的小（口克）敏四郎家去。分别多年的盟友，对冈
村的来访很冷淡。小（口克）没有一丝笑容地把他引进房内，在客厅谈了一阵，后来
把他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必到我家来了。’冈村本来是接受了东条陆
相的旨意，想找赋闲在家的老友小（口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
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
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
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
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
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
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
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
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
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
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
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
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
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
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
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
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
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
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
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
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
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
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
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
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
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
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
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中共，其目
的就是要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
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
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
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
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
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
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
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
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
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
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
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
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
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
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
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
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
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
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
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
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
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
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其情报部门后
来对各地“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认为，截止1941年7月，在整个华北，日军与中共
武装力量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