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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这本书在语言表述上的幽默。王蒙是一位作家，在谈人生哲学时也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素质，特别是在语言的幽默感方面。
王蒙的幽默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大幽默，很平和，但杀伤力很强。比如他批评一些人没有自省与自检的精神：“自我膨胀无边了，就看谁都不顺眼了，就要一个人与全中国全世界战斗了。这种战斗有时有一种悲壮感伟大感，有一种为绝对理念献身的执着劲儿。”在他的笔下，那种虚张声势的伟大感悲壮感的滑稽本质就这样显露无疑。又比如他批评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意在让人相信全党全民都对不起他。”作者幽默的语句中，内蕴着精神的强健，这比直接的批评，力量就大得多了。还有：“生而平等，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大道，不能拉屎拉尿都一副人五人六的包袱，摆出一副领导精英时髦或者先知先觉的架子。”这对那些具有精神贵族心态的人，对那些有权有钱自我感觉超度良好的人，既是一种针砭，又是一种善意的告诫。领会这种幽默，我想到一个类比。《红楼梦》中有《咏菊》一段描写，其中探春的《簪菊》一诗中有“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一句，宝钗的评价是“把簪菊形容得一个缝儿也没有了”，王蒙的幽默，就有这种“一个缝儿也没有”的效果。
王蒙先生是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长期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作家。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活中，总能够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以思想的活力与敏锐性，站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前沿地带，对生活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思想的活力，表现了他永不停息的学习和创造的生存姿态，以及决不轻言放弃的生命激情。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二十二章）
王 蒙
我是怎样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与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美国女士交谈，她说到她的中国的翁姑，对孙儿最常讲的词儿是“不要”：“不要爬高”，“不要点火”，“不要玩水”，“不要动这动那”，“下来，太危险”；而美国家长对孩子最喜欢讲的话是：“Try it！”“Do it！”（“去试试！”“去干干！”）。他们要求孩子的是勇于尝试，勇于动手。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常回忆起我刚刚过完了十九岁生日，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即《青春万岁》）的情景。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冒险，是一个狂妄之举。因为所有的忠告都是说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
我高兴我的这个决定，我满意我的这个决定。我从小就敢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十四岁还差五天就唱着冼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
造起来哟，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而在1963年秋，我与妻子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商量好了，举家西迁去新疆。
然而年轻人的热情又太洋溢了。我决定了要写作以后，那最初一年写出草稿的过程简直就和得了热病一样。志向一经确定就不再是幻想梦境，而是巨大的实践，是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与应答，是沉重如山的劳务。这样，才知道自己离志向有多么远，即自己实行志向的准备是多么可怜！文学如海，志向如山，我知道我自己的那点敏感和才华和积累，不过是海涛上的一粒芥子，海浪上的一个泡沫，山脚下的一粒沙子。一部长篇小说，足以把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吞噬。结构，语言，章节，段落，人物塑造，抒情独白，这些东西我一想起来就恨不得号啕大哭，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原来写一部书要想那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决定，要让那么多人活让他们出台，让另一些人走开，甚至让另一些人死掉。而每一个字写到纸上以后，就有了灵气，就带上了悲欢，就叫做栩栩如生啦。栩栩如生是什么，就是文字成了精，头脑成了神，结构成了交响乐，感情获得了永生，你的声音将传到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心灵，而小说成了一个你创造的崭新的世界，你的写作过程只能与上帝的创世过程相比！
学而后知不足，立志而后知不足，投入而后知不足。如果当初就知道文学有这么大的胃口，文学需要这么多的投入，文学要用去我的这么多生命，如果知道文学需要我冒这么多风险，需要我放弃青云直上、颐指气使、驾轻就熟、八面威风的可能，我当初还敢做出那样的决定吗？
然而这里并没有疑问，我只能也一定会那样决定：我以我血荐文学，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有许多的话要倾诉，要抒发，要记录，要表达。我压根就期待着翻山越海，乘风破浪，全力搏击，一显身手。向自己挑战，向自己提出大大超标的要求的正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价值，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我的痛苦。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世，岂不是枉走人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忘情过文学，文学也就没有忘记过我。我不会忘记1953年11月的那个初冬季节，它改变了，决定了我的一生。
“冷”与“热”的平衡
然而青年人的热情又实在是太热烈太洋溢，并从而变得太可怜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就像大火，像涨潮，像霹雳，像一种病。这种病像是疟疾，使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觉得自己即将成功，身材也突然猛长，一会儿觉得自己纯粹白费力气，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因为与热情同在的是极端幼稚的急于求成，那样的热情，那样的燃烧是难于持久的，你总是希望第二天最多是下一个星期就见成效，就见成功，就一鸣惊人，就呼风唤雨起来。急于求成的另一面必定是灰心丧气，一次急于求成不成，两次急于求成不成，三次四次五次……十八次不成，你能不灰心丧气吗？任何事情，急于求成都是幼稚的幻想，急于求成的结果一定是不成，对此不应该有任何怀疑。而灰心丧气同样也是幼稚的表现，是不堪一击，脆弱单薄的表现。毛泽东总结革命的道路时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革命人民的逻辑。”我从第一次接触这个命题的时候就疑惑，就琢磨：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呢？我们更爱说的套话不是什么“从胜利走向胜利”吗？一直失败，最后能胜利吗？然而，毛泽东的总结是深刻的与实在的，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与其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不如说是一系列失败更实际也更有教益。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也许是几十次几百次的实验的失败。急于求成，侥幸取胜的企图，只能造成灰心丧气，小战即溃的结局。
与投入的决心，与重大的试验，与奋力的一击共生的是无法扑灭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应该说是利害参半。没有足够的热情也许难以作出重大的决定，该出手的时候出不了手。过度的热情却只能帮倒忙。待到你开始了重大的但毕竟还是极为初步的行动、试验、搏击以后，热情的过度已经是害多益少的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冷下来，是多想一想事情的不利的方面，知道自己离成功离顶点还有十万八千里，远远没有到激动的时刻。而且，想一想吧，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你开始做了一点事，离真正的成就还远着哩。
冷与热，这也需要一种平衡。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因为人的心气总是高于实际，越是年轻时候越是高涨。眼高心高，志高情热，投入到一个事业里就是难解难分，如醉如痴。我年轻时写完一篇东西，几个月过去了，我全文背诵下来。现在呢，看到旧作，有时候甚至于自己怀疑：“这是我写的吗？”
投入的热烈程度与获得的果实恰恰不一定成正比。你疯着哭着闹着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吃不喝搞出来的东西，写出的文字，作出的决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好吗？恰恰相反，多半还是心平气和地、冷静地、审慎地与按部就班地工作成果更靠得住些。契诃夫有一个名言，叫做热得发冷了再动笔写，这话真好，不仅文学创作如此，世间许多事都是要热得发冷了再做才能做好。
一个人的志向、热情、期待、经验、能力、信心、意志、精神的承受力有时是不均衡的。年轻时候，热情高，志向大，期待殷切，然而经验不足，本事不足，信心不足，相对有些脆弱，就是说精神的承受力也不足。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自己已经干出点门道的事情比较胸有成竹了，有点把握了，也不怕某些挫折了，然而，也就司空见惯了，没有多少激动，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再让自己燃烧起来又谈何容易？
总的来说，年轻人苦一些，因为客观条件年轻人也不如上了点年纪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在某个领域里总会得到更多的承认，更多的信赖，更多的方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敬老传统的国家，老了好办事一点。这样年轻人更容易忿忿不平，骂骂咧咧，口出狂言而实际又做不出什么太大的花样。如果我向年轻人进言，劝他们更老道一点，更耐心一点，他们能不能接受呢？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三个，一个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力量。第二个是以自己为尺度衡量旁人。第三是面对严重的问题常常抱侥幸心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即以自身为尺度的问题。说来有趣，你所喜爱的，你以为旁人也喜爱，你所恐惧的，你以为旁人也恐惧，你最厌恶的，你以为对旁人也十分有害。其实事实往往并非完全如此。
我曾经竭尽全力地把我年轻时候喜欢唱的歌，喜欢读的书推荐给我的孩子，孩子们嘲笑我唱过的“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和“灿烂的太阳，升起在东方”之类的词，他们说：“您那时候唱的歌词怎么这么水呀！”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觉得他们唱的歌歌词才不成样子呢。直到过了很久了才悟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他们有时会接受一点我的所爱，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所爱。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面，不可能各方面都一致。
我发现人的这种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来判断事情的特点几乎可以上笑话大全。一个母亲从寒冷的北方出差回来，就会张罗着给自己的孩子添加衣裳。一个父亲骑自行车回家骑得满头大汗，就会急着给孩子脱衣裳。父母饿了也劝孩子多吃一点，父母撑得难受了，也痛斥孩子太贪吃。父母寂寞了责备孩子太老实太不活泼，父母想午睡了，越发觉得孩子弄出的噪音讨厌。父母想读书了发现孩子不爱学习，父母想打球了发现孩子不爱体育。父母烦心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一定是更看着孩子不顺眼了。
上一代人对于下一代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靠得住的，有多少是以己度量人度量出来的？反过来说，下一代人不是也是以自身当标尺吗，当他们看到上一代人已经发胖、已经白发、已经少懂了许多新名词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失望啊。你怎么不想一想，老一代也大大地火过呢。
英语里有一句谚语：“Every dog has it's own time。”——“每一条狗都有它自己的时代。”上了年纪的人与年轻人之间，多么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
我无意用简单的进化论观点来认定新的一代一定胜过上一代，但是至少，人们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生活方式直至价值观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你高兴，认为它越变越好，它会变化，不高兴，断定它越变越坏了，它照旧变化。你给以很高的评价，它要变，你评价极差，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全是败家子，它也要变化。这里我不想轻率地对这种变化作出价值判断，前人的许多东西都是需要继承需要珍惜的，后人的变化中在得到进步得到崭新的成果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好东西，付出一些也许是太高太过分了的代价。但是想让下一代人不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可能的，只有理解这些发展变化，才能占据历史的主动性，才能取得教育或影响下一代的主动权，也才能赢得下一代人的信赖和尊敬。同时年轻人也只有把前人的一切好东西继承下来，才有资格谈发展和创造。
超脱是一种更大的境界
我赞美投入，我赞美献身，我赞美燃烧与义无反顾，我也赞美超脱。
超脱不是自私，不是消极躲避，不是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一种更大的境界。
历史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时一地，而是看到历史的长河，看到前因与后果，弄清一个现象一个命题一个争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真正含义，避免鼠目寸光。
人类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个人一组人一群人的利益，而是看到一切人的利益。
宇宙的即哲学的眼光，看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可能性、偶然性与变异性。看到选择的必要与可能，看到事物的变迁与稳定，看到冥冥中的大道的运行。
超脱就是从一时一地一人一圈一阵热闹中跳将出来，尤其是从个人的利害中跳出来，保持冷静，保持全面，保持思考和选择，保持分寸感。从近、现代史来看，如果我们的同胞都能做到这样，我们会少走多少弯路！
超脱，即使在最热烈的投入中，也同时保留着、保护着清醒和自制，力争自身具有全面与更高的把握。现在很时兴歌颂片面，美其名曰片面的深刻性。难道只有片面只有强不知以为知，只有一叶障目瞎子摸象才是深刻的吗？对于什么事都是抓住一点皮毛，抓住片言只语，对于意见不同的人则是抓住一点辫子，就大呼小叫煽情哄闹一番，爆炸一番，这能是片面的深刻而不是片面的浅薄吗？深刻与全面更靠近，还是与片面更接近呢？深刻是要靠理性还是靠蛮横呢？
我们不要动不动以片面的深刻自居，记住，那多半是片面的浅薄。我们还是追求全面的深刻与深刻的全面吧，我们还是相信全面有助于深刻，而深刻也会大大有助于全面吧。
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中国的老话里，没有比“知其不可而为之”更动人更悲壮的了。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整体的不公正不清醒不健康的形势。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实力不足，一件事的能否成功，太无把握。怎么办？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是Do it，Try it，还是望而却步？而一些仁人志士，爱国者先行者革命者，大师大家，明知正确的主张处于劣势，正义的事业处于劣势，清醒的思想处于劣势，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还是怀着必死的决心，必败的估计，挺身而出，作出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努力。叫做知其不可，知其必定不能成功，知其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知其不能被很多人理解，其处境真叫恶劣了……而不放弃，而为之，仍然那样去做。多少民族英雄是这样做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他们在本朝代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作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只能是以身殉职。这里有一个被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的东西，无条件无保留无商量，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可以有旁的选择。多少革命志士也是这样做的，比如秋瑾，比如李大钊，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势下没有惧怕付出代价。还有如韩愈的谏迎佛骨，海瑞的罢官，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实验科学研究中，艺术创造中，学理探讨中，新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垫脚石，成为铺路的石子，成为划时代的突破的一个序曲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他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后人的为而使之可，就没有历史的前进与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辉煌，就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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