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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的名吃，当然还有麦饺。麦饺我是跟李土生先生到上卢镇上去吃的。上卢镇是一个古镇，小镇有河流穿过，水面上浮着白鹅和呱呱呱乱叫的鸭子，照例也有妇人蹲在水边洗衣。镇上有各种生意，多是卖土特产的，有卖香烛和草纸的，有卖小柿子和野鸭子的，有卖莲子菱角鸡头米和荸荠的，也有穿笔挺的旧中山装口袋上插两支钢笔却摆摊用毛笔悬书给人写对联的老式书生……总之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小镇上很热闹哟。我们来到一个卖麦饺的摊档前，这里还有那穿侧襟衣裳，头戴尖顶斗笠的妇女，也有摩登得很的年轻女郎，我们坐在其中吃麦饺。煎麦饺是用平底的锅，平铲，用鸡蛋和了面粉，包上藕丁、香干、青豆、肉丁、粉丝、红辣椒皮等等，折成三角形，在锅上煎得通黄，有些类似于武汉市的豆皮，只不过是豆皮内中是以糯米饭为主，而麦饺不是。麦饺敢情是很好吃的，我甚至认为，比起杭州的小笼包子来，我更喜欢这种快餐式的麦饺。
东阳鸡（2）
去到东阳吃过东阳鸡，尝了麦饺以及其他的东阳特产，我觉得东阳的食文化是发达的，我甚至敢肯定，这东阳鸡的制作方法一定是文人所发明，想想其他业中人士亦或百姓，怎么可以花上如此之繁琐的工艺，加上如此之长的时间来制作一道菜呢？
哦哦，东阳鸡，这样你可是进不了京城了，这里的人吃制作粗糙的美国炸鸡，吃肯德基家乡鸡，如今是大家都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啵。我总算是品尝到东阳鸡了，何时有闲，还真
想再去一回东阳，再品一回那不触烟火的东阳鸡哟。
青梅煮酒
身为北人，千里迢迢去仅有零星小雪的南方过冬，贪图的是一份浪漫。虽然尚处暮冬，石头城里渐呈春暖花开的征兆，我叹服于“阳春白雪”这个一向以为矛盾的成语何其贴切。连雪景都像坐在安详的红泥小火炉边所观赏的，温情脉脉。
北京的茶馆（1）
京剧是国粹，茶文化同样也是国粹。老北京的茶馆，是一种市民气息很浓的茶文化———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区别。茶道，说起来太高深了，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称为“品茶”，似乎在品尝人生的滋味。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馆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是清净之地，常常是喧哗且热闹的。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关：他们怕冷清，爱交流，尤喜扎堆儿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馆便提供了这样一块谈天说地、呼朋唤友的社交场所。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茶馆遍及街头巷尾。而同时，在法国巴黎，流行的则是咖啡馆———艺术家们甚至在咖啡馆里举办画展、沙龙。可见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老舍是最关注茶馆的，因为茶馆里聚集的都是他感兴趣的人———不仅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更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他写过一部叫《茶馆》的话剧。直到今天（半个世纪以后），“人艺”还经常重演这部经典———据说演员已换到第五拨了。只是看《茶馆》的人（包括演《茶馆》的人），都是未曾身临其境泡过茶馆的人，想象不出茶馆昔日的辉煌。他们对于《茶馆》很熟悉（甚至背得出人物表），对于真正的茶馆又很陌生。现代青年，更偏爱去三里屯泡酒吧，更痴迷于欧风美雨。
老舍的《茶馆》，是在为那个时代的北京立传啊，为那个时代的北京人树碑啊。为感谢他的一片苦心，前门一带特意开了家老舍茶馆，模仿旧时代的风格———偶尔还会有一段京剧演唱之类的节目。慕名而来的顾客，不知究竟为了喝茶呢，还是为了怀念老舍———那已不存在的主人？我是把它当作北京城里的老舍纪念馆———只不过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罢了。点一壶茶，相当于买一张门票了，我便跨进了时光的隧道。我便看见了老舍的影子。老舍茶馆里的茶，比酒还要醉人，五味俱全。这是几十年的光阴浸泡的———老舍已经殉难38年了。但只要茶馆还在开办、还有人光顾，便证明老舍仍然活着，仍然活在北京城的记忆里。一位永远活着的死者。
前门的大碗茶鼎鼎有名。骆驼祥子喝的就是这种茶。用碗而非用杯喝茶，也算老北京百姓生活的一大特色。大碗茶，何其慷慨、豁达、朴素的名称。我刚移居北京时，大碗茶只卖三毛钱一碗（而一瓶二锅头也只卖两块钱），如今都已经涨价了吧。
清末的茶馆，种类颇多。最高档的是清茶馆，早晨供纨绔子弟遛鸟后休憩（棚顶有挂鸟笼的位置），中午供商贩们谈生意。还有书茶馆（有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演唱助兴），棋茶馆（茶桌上画有棋盘，供顾客对弈），酒茶馆（兼而售酒）等等。总之三教九流皆寻找到符合自己趣味的乐园。《“批判”北京人》一书分析：“茶馆在更空的意义上，已经从凡夫俗子、商贾富人的娱乐场所变成了处于困境、陷于迷惑的人的人生避难所。大多数人，从茶馆中感觉的是一种极实际而精神性的享乐。说它‘实际’是因为不耽于幻想，将享乐落到了实处，这实处便是清茶与点心；而说它‘精神性’，是因为不溺于现实，将享乐远离大吃大喝，偏重于和谐宁静，自在自得的气度与风范。这里面包含着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是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它是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对快感的寻求与获得，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或休闲手段。在这种休闲方式中，北京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满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怜惜着自己的影子。在茶馆的热闹气氛里，他们忘却了孤独。在泡茶馆的轻松感觉中，他们获得了瞬间的自由。在这远离琐事与俗务的时刻，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潘治武写过一篇《旧京茶馆面面观》：“老北京的茶馆遍布于全市各个角落，无论是前门、鼓楼、四牌楼、单牌楼等通衢大道旁，还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馆如星罗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一样，民国以来社会的动荡、百业萧条，本小利微的茶馆更难以维持，至解放前夕，北京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了。”茶馆衰落，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是一种令人琢磨的文化现象。时代变了，闲人少了。即使有闲时，恐怕也没有闲心了。或者说。“闲”已不再是值得炫耀并令人羡慕的人生理想了。
三十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极有名———相当于今天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吧。共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的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得它们的名称。茶馆逐渐演变成茶座，而且转移进公园里（帝制的时代，这些公园都是皇家禁地），可见北京人越来越讲究周边环境了，讲究背景了。坐在曾经为皇帝一人所垄断的坛庙社苑里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觉良好。难怪谢兴尧说：“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我个人觉得这种话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荒诞。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它客观的条件。至于它主观具备的条件，也可说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别的地方所能赶上的，则是它物质上有四时应节的奇花异木，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大柏树，每个茶座，除了‘茶好’之外，并有它特别出名的点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至于公园里的茶座，究竟是茶馆的退化呢，还是一种进步？在客观环境以及饮者的心态方面，茶座肯定比茶馆更具开放性，也更能加强天、地、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北京的茶馆（2）
茶馆自然不是北京的专利。四川、云南等地的茶馆，不见得比北京逊色。但南方与北方的茶馆文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北京的茶馆，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反映。北京的茶馆之所以名扬天下，一方面有老舍的关系（他替北京茶馆做了活广告），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部活话剧，它的兴衰、它的客人们的命运，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影子。在全中国，似乎没有谁比北京人更幽默、健谈、贪玩、闲散以及关心时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时的话题，应该算最丰富且有趣的了。
茶馆也是他们渲泄才华（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于喝茶这一行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爱茉莉花茶，四季饮皆。这就很使精于茶艺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觉得绿茶才是正宗，所谓的花茶，要么因为这茶叶不新鲜（加茉莉花瓣烘烤后既能掩盖异味，又便于储存），要么是嗜好者并非内行：重视花香却忽略了茶叶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馆，确实远离那神圣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这恰好证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来客往的茶馆是个大舞台，泡茶馆是为了看戏、听戏甚而至于演戏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茶馆是社会的缩影。
南京的茶社
在北京，洋味十足的三里屯酒吧使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老舍茶馆相形见拙。而在我的故乡南京，却很难见到酒吧的踪影，茶馆的生意依然红火。可见南京是一座很传统的城市。
这恐怕跟南京人的性格有关。就像我的舅舅来北京旅游，有一天晚饭时突然要我下一碗面条给他吃。因为事先没预备，我有点为难：“面条有什么好吃的？”他犹豫再三还是说了：“今天是我生日。”我赶紧要去楼下的超市买一个蛋糕，被他劝阻了：“中国人过生日，还
是吃面条合适。”他发现冰箱里有几袋康师傅，就说：“用这个代替也可以。”那天晚上，舅舅象征性地用方便面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一袋康师傅，成了他的长寿面。他觉得还是插满蜡烛的比奶油蛋糕更像一种仪式。我舅舅是很典型的南京人。
我有许多老乡自南京来，都要慕名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逛逛，结果却总是失望：“多挤呀，多闹呀，怎么也不如泡茶馆舒服！”他们最烦的是有摇滚乐队伴奏的那种，从对茶馆与酒吧的好恶，也体现了两座城市的区别，南京是“偏安”的，古典的，无法像北京那样成为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在南京，即使新人类也习惯在茶馆里挥霍青春。在南京的茶馆里，有着很多的青年男女，虽然一身名牌，却心平气和地打扑克、下象棋，约会抑或谈生意。他们怎么一点也不浮躁？莫非这就是茶叶与酒精所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我经常想，如果请我那些习惯了泡酒吧的北京朋友，来南方的茶馆看一看，看一看自己的同龄人，他们肯定会吃惊的。说不定他们在大摇其头之后还会写几篇愤慨的“酷评”。
有什么办法呢？南方似乎天生就不出产“愤青”，就不追求先锋或另类。在这座所谓“茶佣酒保皆有六朝烟水气”的城市里，呆的久了，再顽固的心灵也会被一壶又一壶的热茶给泡软的。该怎么形容坚守在传统的茶馆里的南京人呢：很乖、很本分、很老实、很温和或很细腻……这似乎已成了他们的遗传基因。
其实这也是挺让人羡慕的地方。我在北京，感受了喧嚣与繁华之后，反而经常做这样的梦：回到桨声灯影的秦淮河畔，坐在夫子庙的茶楼上，就着煮干丝与酥油烧饼，品尝新摘下的雨花茶———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中，不仅忘却了自我，而且忘却了世界……浸泡着茶叶的是古老的时间。
恐怕为了与老舍的时代相区别（老舍使茶馆也变老了），南京人一般把茶馆叫做茶社。对于店主而言，可以淡化点商业性；而对于顾客，听起来似乎更高雅一些，更有种物以类聚的味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这么考虑的。
我回故乡，旧友们邀请我在各种各样的茶社见面。他们几乎都把茶社当作自家的客厅了，早早地到，边看报纸边等我，我一进门总能看见一只热情挥动的手———南京的茶社面积比北京的酒吧要大不少，常常分为上下两层，装修得很有层次感，给人以庭院深深的感觉。由于各桌的间距较宽，加上顾客说话慢声细气（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性格使然），各自为政，倒也不互相干扰。不像北京的酒吧，带有太浓的大杂院的意境。南京的茶社，连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都显得很斯文，仿佛心境也因环境而变得平和与豁达。很多被省略掉的话语、被克制住的激动，都沉淀在一遍又一遍沏着的茶壶里，供慢慢地品味———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滋味。说实话，我还真的挺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这样活着不累。茶社，是平息人的焦虑、虚伪，浮躁以及所有夸张的思想的地方。
诗人周俊，在“长三角”市场开有书店，每天上午忙一阵进货之类业务，下午则把这一切交给伙计了，他独自溜到上海路的“猫空”———台湾人开的连锁店。他说，凡是下午有什么事，到“猫空”找他就可以了。他说泡茶馆的时候，会忘掉自己是个生意人，而重新找回诗人的感觉。泡茶馆对于他恐怕已相当于精神上的桑拿。在物质的世界里，茶馆成了一个诗人的避难所，他安静地享受着他的下午茶，他心灵的自助餐。我多次在“猫空”跟周俊聊天，从他身上闻不到一点铜臭味。他喜欢谈论的是艺术、诗歌、命运———这些似乎已落伍的话题。但在带有怀旧意味的茶馆里，这一切却显得很合拍。茶馆可以模糊理想与现实的疆域。但我必须说明：在南京的茶馆里，周俊这样的人已算是挺“另类”的。
生意顶好的要算“天水雅集”。别人约我去了几次，几乎每次都要坐在门厅的长椅上等座位，眼巴巴地看着里面热烈的场景，直到终于轮到自己，才很庆幸地加入其中。……透过落地玻璃，就像打量水族馆里的热带鱼。泡茶馆的时候，没准人的灵魂已穿着游泳衣。排队喝茶，是否是在南京才能见到的画面？那是一种对滋润的期待。
我最偏爱的还是鼓楼对面的“天茗茶楼”。它座落在明朝的大钟亭遗址，有着假山、金鱼池与曲径相映衬的院落。茶楼是仿古建筑：刷了红漆的梁柱、雕花窗户、木质栏杆呀什么的。到了吃饭的钟点，还可以点菜———厨师的手艺也很不错。在这里面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郁闷的———尤其是有几位好友相伴。大钟亭早已没有钟了。可在这儿喝茶，我却能听见悠远的钟声———像几近消失的波纹。莫非是幻听？
南京的茶馆，有着北京已失传了的闲散与恬淡。南京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确实要慢一些、慢一些。这种慢是骨子里的，很难打破。但如果真的打破了，是否得不偿失？有许多与这种慢相伴随的乐趣，已构成南京人幸福的源泉。所以，坚守在茶馆里的南京人，也同样很忠实于自己的生物钟。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南京人的慢———也是需要很强的抵抗力。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额外的力量。
扬州的茶社（1）
重游瘦西湖，发现新开的一家叫扬州慢的茶社，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仿佛不这样就对不起这好听的名字。我对书法没什么研究，辨认不出牌匾是哪位大腕题写的，但是那里面飘出的茶香却很有诱惑力。我想，纵然旅行的日程安排再紧，也无妨进去坐一会儿。或许能因之而认识到另一个扬州。一个超脱了霓虹灯、广告牌与电子表的古老而闲适的扬州。
扬州慢，是宋朝就有的词牌。姜夔曾写过：“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
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诗人们用温柔的舌头舔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可直到今天，它还是甜丝丝的。唐诗里的扬州，宋词里的扬州，元曲里的扬州，乃至明清小说里的扬州，浓得化不开。
坐在藤椅上，捶捶酸痛的双腿，泡一壶茶，扬州真的慢下来了。漂浮在水面，返老还童般呈现出碧绿的颜色。现代化城市所特有的噪音与空气污染，远了。
这家仿古建筑的茶社，从厅堂的摆设到服务员的打扮，都弥漫着怀旧的味道。老式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