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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说领导的这个书院，既是当时最具权威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库，也是皇帝的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同时更是推进文治，铺排盛世风光的主阵地。说白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并不亚于文化建设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远比后者更浓。
史称张说“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旧唐书·张说传》）。这“粉饰盛时”四个字，就是玄宗赋予集贤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玄宗的意图。
当时，有个别政治嗅觉比较迟钝的朝臣，对书院的创办就持否定态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们一个个既尊贵，又清闲，还能享受高额津贴，有人就更是眼红得要命。比如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就曾经在朝会上公开发牢骚，说这些院士都是吃干饭的，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浪费国家资源而已，还说他一定要上疏，奏请皇帝撤销书院。
张说听说后，亲自去找陆坚，当面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之时，通常都会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可惟独当今天子能够尊崇儒学，延揽文士，研究古籍，阐扬经典，这么做对国家大有裨益，相应的花费实在算不上什么。可见陆先生您说的那些话，是何其无知、何其狭隘啊！很显然，张说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给陆坚听的，其实是说给玄宗听的。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张说并不满足。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
封禅。准确地说，是由他牵头，帮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禅。在张说看来，只有做完这件事，他才能以一个盛世贤相的光辉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满朝文武群起响应，“屡上表请封禅”。（《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谦让，而张说则率领百官和四方文学之士再三请愿，“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旧唐书·礼仪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态后，玄宗才颁下一道《允行封禅诏》，宣布将于来年十一月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帝王贤明、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用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意思是政权必须具备正统性与合法性；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亦即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须具备高尚圣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张说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举行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由于条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举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只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此后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无人敢行封禅。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过封禅之议，最后却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凭借太宗李世民缔造的盛世余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举行了泰山封禅，但后人普遍认为他不具备封禅的资格，称其“封岱礼天，其德不类”（《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于女皇武曌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举行的嵩山封禅，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后人的认同。
而作为大唐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封禅，玄宗此次封禅应该说是最符合条件的。
首先从个人条件来看，与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相比，李隆基身上似乎更具有创业色彩。众所周知，李隆基完全是凭借个人奋斗和不懈努力才取得天下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奋斗，才终结了“后武曌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大唐帝国不至于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宗李隆基与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历程最为相似，他们所拥有的人格魅力也最为相近。如果给大唐开国以来的七个皇帝制作一个“个人综合素质排行榜”，那么玄宗应该和太宗一样，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
其次，从社会条件来看，正是由于玄宗和太宗一样，深知“草创之难”，所以在亲政之后，他才会“依贞观故事”，任贤纳谏，兴利除弊，并通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使得国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累岁丰稔”“年谷屡登”。据唐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称，唐玄宗封禅泰山前后，大唐天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由此可见，此时的大唐帝国确实已经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盛世景象。
综合上述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的唐玄宗是配得上“治世明君”之称号的，因此当然也就有资格举行一次“受天命，告成功”的封禅大典。
玄宗的《允行封禅诏》颁布后，以张说为首的文武百官就开始了礼仪制订、文告草拟、议程安排、人员派遣、物资调配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在紧张忙碌地筹备了将近一年之后，张说等人的工作才宣告完成。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十一日，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启程前往泰山，随行的有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各国使节，以及大批的军队和侍从人员，一路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扈从人员所骑的数万匹马，分别以不同颜色单独编队，或纯白，或纯黑，或棕黄，或枣红，形成了一个个色彩鲜明的方阵，远远望去，如同大片大片的锦缎铺展在大地上。在绵延不绝的大队人马后方，还有满载各种物资的后勤车队，从首至尾长达数百里。每当封禅队伍停下来进餐或休息，方圆数十里内全是人员和马匹，熙熙攘攘，万头攒动……
此次封禅规模之浩大，场面之壮观，比之高宗当年的封禅，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一月初六，浩浩荡荡的封禅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玄宗命百官、仪仗和军队留在山下，仅率张说等中书门下的主要官员、宗室亲王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
十一月十日，玄宗君臣在泰山顶峰正式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
仪式开始后，礼官在封坛上高声宣读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祐，赐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旧唐书·礼仪志三》）随后，玄宗亲自主持初献，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礼主持亚献，宁王李宪主持终献。
献礼毕，玄宗亲手点燃了堆满柴薪的“燎坛”。当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群臣山呼万岁，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队人马立刻响应，一时间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此时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伫立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之巅，俯瞰着莽莽苍苍的帝国山河，回首过去四十年的峥嵘岁月，眺望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不禁豪情满怀，感慨万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刻，他所登临的不仅是泰山之巅，同时也是历史之巅。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开启了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这一刻注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册。
以开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禅为标志，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
后人把这个时代称为盛唐。
然而，与盛唐的绝世繁华同时到来的，则是玄宗李隆基日渐膨胀的欲望，以及帝国高层日趋复杂的矛盾斗争。
从外朝的宰相，到内宫的后妃；从骄恣的宠臣，到得势的宦官；从权相的崛起，到太子的废立，这样的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绚丽斑斓的盛世画卷背后，涂抹着另一种诡谲、阴郁、变幻不定而又令人心悸的色彩……
《血腥的盛唐V》
第五卷盛极而衰，安史之乱
第一章开元盛世背后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泰山封禅这桩盛事，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企及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备享尊宠的，几乎只有张说一人。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
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带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①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所以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