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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
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曾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
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
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
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
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
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
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
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
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
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
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
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
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
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
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
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
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
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
由于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萧嵩肺都气炸了。
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
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
萧嵩晕死。
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不能这么干。
所以，只能忍。
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言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
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
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
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所以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滑，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