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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所以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蹿，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嫉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