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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渊在武德六年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也是李唐朝廷上上下下的一个基本共识。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做一个治世的良吏或良民，更愿做一个乱世的英雄或枭雄。尽管像刘黑闼和徐圆朗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可还是有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豁出性命再玩一次心跳。
这最后一波叛乱的发动者，就是杜伏威多年的战友和副手——辅公祏。
这一年八月初九，时任淮南道行台仆射的辅公祏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复叛，杜伏威原有的部众和辖区几乎全部跟随辅公祏揭起反旗。
消息传至长安，杜伏威就像被一记响雷击中了天灵盖，好久没有缓过神来。
几年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其实早在刘黑闼、徐圆朗和高开道等人复叛之后，杜伏威就有一种临深履薄之感。因为同样作为隋末唐初折腾得比较凶的反王之一，杜伏威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复叛的企图。即便他现在自认为一颗忠心向着李唐，可过去的反王身份还是很容易招致人们怀疑和戒惧的目光。虽然李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知道，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朝野上下对他的腹诽和猜疑。
要做点什么呢？
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入朝。
武德五年七月，正当李世民在淮河一带大举征讨徐圆朗时，其时驻守丹阳的杜伏威就向李渊上表请求入朝。对于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甚感欣慰，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行台尚书令之职，而且宠遇甚隆，连朝会的班位都排在齐王李元吉之前，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也官拜左领军将军。
面对天子的信任和礼遇，杜伏威既感激又满足。
可越是对现状感到满足，他就越担心有人会破坏它。
他担心谁？
辅公祏。
表面上，谁都以为杜伏威和辅公祏是生死之交，可事实上这种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在造反初期，他们之间或许还有点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味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二人便渐行渐远，从冷淡和隔膜走向了互相防备和猜疑。后来杜伏威的地位越来越高，辅公祏既羡且妒，可他城府极深，从不表露。内心越是觊觎权力，辅公祏的外表就越是装得满不在乎，最后甚至和老友左游仙成天炼丹修道，以不食人间烟火之状敛藏自己的锋芒，淡化杜伏威的戒心。
然而，杜伏威对他的戒心始终没有解除。
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
但是表面文章总是要做的，辅公祏既然表现得如此低调，杜伏威当然也没什么理由跟他翻脸，所以始终把辅公祏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刘黑闼等人掀起的波澜，杜、辅二人的太极推手也许会一直这么打下去，谁也别想把谁怎么着。可后来时势大变，杜伏威不得不入朝，而且不得不把丹阳的行政大权交给辅公祏。临行之前，杜伏威特意把他的义子、麾下猛将王雄诞安插在辅公祏身边，命他掌管军权，并郑重叮嘱说：“我到长安后，如果一切顺利，千万不能让辅公祏生变！”
王雄诞是一名勇将，胆识和忠心都不缺乏，可唯独缺乏心计。所以杜伏威入朝不久，辅公祏就略施小计夺取了王雄诞的兵权——他放出一条消息，说他接到杜伏威的一封密函，信中对王雄诞的忠心甚表怀疑。王雄诞立刻中计，从此心灰意冷，托病不入州衙，军政大权随即落入辅公祏手中。
直到辅公祏做好了一切叛变准备，派人对王雄诞发出最后通牒，逼他入伙时，王雄诞才如梦初醒，悔之莫及。他对来人说：“而今天下方平，吴王（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反叛，自求灭族？雄诞唯有一死而已，不敢自陷于不义！”随即被辅公祏缢杀。
随后辅公祏便迫不及待地揭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设立文武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同时联合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变民首领张善安，命他为西南道大行台。
辅公祏之叛，无疑让杜伏威百口莫辩。
而且辅公祏又是处心积虑打着他的招牌，说是奉他的密令起兵，摆明了就是要借朝廷之刀置他于死地。
杜伏威意识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身家性命就这么被辅公祏一夜之间全给毁了。
八月二十八日，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向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出发；岭南道特使李靖率交州、广州等地军队向宣州（今安徽宣州市）出发；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总管黄君汉自谯亳（今安徽亳州市）出兵；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李世勣自泗水出兵，一同讨伐辅公祏。
九月，辅公祏命大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三万进驻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进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南），两军互成犄角，协同攻防；此外，宋军又在梁山（今安徽和县南）一带的长江两岸拉起铁链，横断江面，以此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修筑了大量堡垒，绵延达十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
宋军迅速在唐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十月，李孝恭和李靖的水军合兵一处，进抵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与此同时，李世勣率步兵一万南渡淮河，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并进驻硖石（今安徽寿县北）。
十一月，宋军将领陈当世率部南下阻击唐军。唐舒州总管张镇周出兵迎战，在猷州（今安徽泾县）的东南面大破陈当世。
十二月，唐安抚使李大亮在洪州设计诱捕了宋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并击溃了他的部众，成功斩断了辅公祏延伸出来的一只臂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十一，李孝恭和李靖一路向长江下游挺进，先是进围枞阳（今安徽枞阳县），击破驻守此地的宋军，继而在二月初攻克鹊头（今安徽铜陵市北），随即向冯慧亮驻守的博望山挺进。
正当李孝恭和李靖势如破竹、直捣宋军腹地的同时，杜伏威忽然在长安暴毙。
杜伏威之死非常蹊跷，各种史书的记载都很简略。《资治通鉴》只写了一个字：“薨”；而《旧唐书》只说了两个字：“暴卒”；只有《新唐书》给出了死因：“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云母是道家的一种丹药，可见杜伏威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但问题是，这丹药究竟是杜伏威自己过量服用而死，还是因某种外在力量的逼迫服食而死？换言之，杜伏威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可我们根据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推断，答案很可能是后者。首先，一个多月后李孝恭平定了辅公祏，抄出了杜伏威与辅公祏之间的所谓“反书”上报朝廷，声称杜伏威是辅公祏叛乱的幕后主使，而李渊竟然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杜伏威的官爵，并将其妻儿全部籍没为奴。联想到此前杜伏威所受的尊宠和礼遇以及他的太子太保和吴王的身份，即便有所谓的“反状”，也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能定罪，而李唐朝廷为何不经过任何正常程序，仅凭别有用心的辅公祏所炮制的所谓“反书”，就迫不及待地将杜伏威“斩草除根”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渊的真实用心。
其次，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此后的际遇则更为不堪。唐军大举征讨辅公祏时，阚稜也参与了平叛战役，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新唐书·阚稜传》记载：“公祏反，稜功多。”大军攻克丹阳后，李孝恭不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抄没了杜伏威、王雄诞和阚稜在丹阳的所有家产。理由是辅公祏被捕后供认阚稜与他串通谋反。很明显，辅公祏的供词纯粹属于诬告，因为阚稜和王雄诞都是杜伏威的心腹，而阚稜又亲自参与征讨他的战斗，辅公祏死前当然要拉阚稜垫背，所以他的供词绝对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想必李孝恭也是心中有数。可他居然还是抄没了阚稜的家产。阚稜当然不服，于是据理力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罪名将阚稜就地斩首，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省了。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李孝恭凭什么听信辅公祏的诬告，凭什么如此轻率地把“谋反”罪名安在阚稜头上并抄没他的家产？即便他本人相信阚稜的确参与谋反，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凭什么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杀一个朝廷命官、平叛功臣？如果李孝恭背后没有朝廷撑腰、没有天子李渊事先授意，他敢这么做吗？再者，王雄诞是因为不愿参与反叛而被辅公祏杀害的，这一点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按说他应该算是李唐的忠臣和烈士，可为何连他也被视同谋反？这一切实在有悖常理。
最后，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就为杜伏威平反昭雪，“诏复官爵，以公礼葬，仍还其子封”（《新唐书·杜伏威传》）。李世民如此急切地替杜伏威平反，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起事涉多人的冤假错案绝对不可能是李渊朝廷的无心之过，而是借辅公祏叛乱的机会痛下杀手，一举剪除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小集团”。
众所周知，杜伏威是隋末最早的割据势力之一，在江淮一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杜伏威归附了唐朝，但是他和李唐朝廷之间的相互猜忌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此，杜伏威才会在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复叛后赶紧主动入朝为质。李渊表面上不动声色，对入朝的杜伏威恩宠有加，事实上内心的忌惮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内心越是忌惮，表面上就越要表现出对杜伏威的恩宠，二者其实是成正比的。而辅公祏公然复叛后，在江淮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势，李渊就更加感到这股江淮旧势力是帝国南部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与其担心这个江淮小集团中还会有人继辅公祏之后造反，倒不如借此机会赶尽杀绝，一劳永逸地根除后患。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杜伏威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而整起冤假错案的幕后制造者就是——大唐天子李渊。
武德七年三月，李孝恭和李靖在芜湖击败宋军，并迅速北上，一举攻克梁山（今安徽和县南）的三座军镇，随即进抵博望山，将博望山和青林山的所有宋军堡垒全部攻克。冯慧亮等人狼狈逃回丹阳，宋军被杀和溺毙于长江者数以万计。
李靖所部率先攻至丹阳城下，辅公祏怯战，放弃丹阳，率数万人马向东逃窜，准备投奔左游仙驻守的会稽。其时李世勣的军队也已赶到，在后面紧追不舍。当辅公祏仓惶逃至句容时，数万大军已经相继逃散，最后只剩下五百余人。
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失魂落魄的辅公祏带着残部逃到常州，部将吴骚等人在馆驿里密谋，准备逮捕他投降唐军。生性多疑的辅公祏察觉，于是连夜抛弃妻儿，只带着数十名亲兵再度逃窜。一行人逃到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时，遭当地流民袭击，辅公祏被生擒，旋即押赴丹阳斩首。唐军分兵搜捕辅公祏的残余党羽，随后全部诛杀。
至此，江南彻底平定。李唐王朝“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新唐书·河间王孝恭传》）。稍后，朝廷撤销行台，改称大都督府，李孝恭以平定帝国半壁之功，被擢升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李渊在人前人后不住地夸奖李靖：“李靖真是萧铣和辅公祏的克星啊！”
就在江南这最后一波叛乱平定前夕，河北怀戎（今河北怀来县）自称燕王的高开道就已先于辅公祏走向灭亡了。
从背后向高开道捅刀子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义子——侍卫队长张金树。
武德七年二月的一天，张金树发动兵变，包围了高开道的府邸。高开道自知在劫难逃，就把妻妾和子女全都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饮酒，甚至还命乐工奏乐助兴。这凄凉的绝命酒整整喝了一夜。等到案上杯盘狼藉、人人酩酊大醉的时候，东方的天空也已渐露曙色。高开道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在大堂里走了一圈，把妻妾子女挨个勒死，然后就上吊自杀。
当天早晨，张金树命令部队全城戒严，并把高开道的其他义子全部砍杀，然后砍下高开道的头颅，遣使向唐朝投降。
二月二十日，李渊的受降诏书和任命状迅速抵达怀戎。
几天前还无人知晓的毛头小子张金树，就在这天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北燕州都督。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
旧人不哭。
因为旧人已经成了尸骨。
累累尸骨堆成阶梯，造就了新人脱颖而出的高度。
人皆如此，王朝何独不然？
自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邹平人王薄在齐鲁大地唱响那一支振聋发聩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到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开道和辅公祏等人的相继覆灭，一个历时十三年的天崩地裂、血雨腥风的时代终于划上了句号。
回首来时路，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贵贱、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利钝、得失、福祸……这些貌似矛盾对立的两极事物，往往在某些阴差阳错的瞬间相互易位，迅捷如同闪电。而你在如烟过眼的短暂一生中，能见证什么叫做星移物换、沧海桑田；你也能在某个刀光闪过的短暂一秒中，见证什么叫做人生如梦、刹那永恒。
这是一个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具宿命的时代。
历史的大棋盘乍一看风起云涌、龙盘虎踞，可就在你不经意的转身与回眸之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只能遗憾，为什么不能让一切从头再来？
当命运的弈局开场时精彩无比，你自以为手段精妙，纵然走不出吞吐天下的乾坤步，至少搏一个逍遥一方的玲珑局。可你却英雄气短，一步走来一寸灰，到最后你也许会伤感，为什么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小心，落子不悔！
【看似天下太平】
日月双飞箭，乾坤一转丸。
公元624年的阴历三月，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新生的大唐帝国在经历了一连串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终于呈现出一片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除了依然盘踞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的梁师都之外，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李渊父子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恢复了瘫痪已久的社会秩序，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权威。
一切似乎都已走上了正轨。
然而，当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王朝正以一种生机勃发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却已经在帝国的权力之巅酝酿。
风暴起源于两大水火不容的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博弈。
从武德初年起，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一直在寸步不让地暗中较量。到了天下大致平定的武德五年以后，这种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就逐渐演变成公开化的激烈斗争。而齐王李元吉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作出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加入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
李元吉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投靠李建成，并非出于他与长兄的感情，而是因为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李世民图谋取代储君之位，而李元吉同样也在觊觎皇权。假如拥戴战功显赫、威望卓著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他李元吉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而如果是与东宫联手翦除秦王，回头再除掉太子，在李元吉看来则是易如反掌之事。说白了，李建成在李元吉心目中就是一块通向皇位的跳板，因此他才会义无反顾地投靠东宫。
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后宫嫔妃成群，终日莺歌燕舞，其中尤以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李渊宠幸。太子和秦王为了能让嫔妃们的枕头风对天子的各种决策施加影响，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于是不约而同地把PK的阵地从外廷延伸到了后宫。
对于这些年轻的嫔妃而言，天子李渊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龙驭宾天，所以，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长保富贵，她们必然要在年长的皇子中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寻找未来的政治靠山，因此也必然会自愿地加入太子与秦王的这场政治PK中来。史称：“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据说，太子与齐王甚至还因之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传出了宫廷绯闻：“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