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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整理经籍。晋末动乱，随之又是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中原儒家经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拓跋焘统治时期，任用一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索敞撰编的《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篇章辑成一册，为拓跋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根据和方便。他如《易》、《乐》、《诗》诸经也都组织人力加以注释整理。
修编国史。修史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殷商以来，政府中就设有专职史官，但北魏初，这一工作却停顿了。拓跋焘在平凉之后，根据司徒崔浩的建议，招集了段承根、阴仲达等一批河西学者，编修国史，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族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因此，拓跋焘的崇尚文教政策为后来的太和改制起了奠基作用。
镇压盖吴起义拓跋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都起有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但是，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他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太平真君六年（445），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加之十六国时，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政权，因此关中地区更成为各族人民交错居住区。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行迁徙到京师平城，以加强控制，被迁徙者一路颠沛流离，死于途中者往往十之三四。有的则被充作各种府营杂户，供封建国家各部门驱使奴役。更有甚者，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充当肉篱，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今江苏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今所遣攻城士卒，皆非拓跋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人，城南是秦陇一带的氐、羌人。如果你杀死丁零族士兵，正可以减少常山（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反抗力量；胡族士兵死了，正可减少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反抗力量；氐、羌士兵死了，则可减少关中的反抗力量。因此无论你杀死哪部分士兵，对我都是有利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拓跋焘迫害其他各族人民的手段是十分毒辣与残忍的。再加上拓跋焘用兵西北，关中首当其冲，这里的人民承受的赋役负担尤重。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就特别激烈，屡有发生，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
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就是渭北卢水胡的聚居区，拓跋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因此，盖吴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不久，活动在甘肃东部的白广平也遭失败。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灭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
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虽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但个别僧侣的夸诞大言也会超越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尤其是北魏初承汉代遗风，谶纬方术流行，无论朝廷民间都笃信不疑，拓跋焘也是如此，军政大事往往先予卜问，一些佛教徒也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高潮。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晚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亲领步骑十万攻宋，连下南顿（治今河南项城西）、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二郡，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宋军守城之人虽不满千人，但拼力固守，拓跋焘攻城四十二天不克，刘宋援军已到，只得退兵。
是年，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实书拓跋氏祖先事迹，并刻之于石，列于衢路，引起拓跋贵族的不满，拓跋焘诏令诛浩及参与修史的宋钦、段承根等人，共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与崔氏为姻亲者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未能幸免，并皆灭族。崔浩之诛成为北魏时期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是年七月，刘宋大举伐魏，青、冀二州刺史肖斌率军攻济州；臧质、王方回领军直趋许、洛；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攻汧、陇；徐、兖二州刺史刘骏和豫州刺史刘铄东西并举，太尉刘义恭总统各军。一开始，宋军进展顺利，连克础x（今山东茌平西南）、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等，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九月，拓跋焘领兵救滑台，大破宋军。随后，魏军分道并进，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领中路大军，十一月到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刘宋鲁郡太守降，拓跋焘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十二月，兵临淮河，魏军割芦苇编筏渡河，盱眙（今江苏盱眙）守将臧质闭城坚守，刘宋遣将军胡崇之领军二万援救，途中被魏军击败，于是淮南皆降。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魏军也相继攻克悬瓠（今河南汝南县）、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占领淮西（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地区）。魏军大步推进，拓跋焘率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高凉王那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朝廷上下震恐，内外戒严，尽发民丁，王公子弟皆从役，才建立起一道防线。拓跋焘看到刘宋戒备森严，无力攻取建康，遂于次年正月，焚烧庐舍，掠民户五万余家而去。这次进攻，使刘宋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正平元年（451），太子晃卒。先是，拓跋焘出征在外，以太子监国，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行不法，与太子宠臣仇尼道盛、任平城等有隙，恐受其害，遂于拓跋焘前诬告道盛等，拓跋焘诛杀道盛、任平城，东宫官属亦多诛连坐死，太子拓跋晃忧郁而死。事后，拓跋焘频有追悔之意，宗爱恐受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杀拓跋焘于宫中。时拓跋焘年四十五，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焘在位期间，戎车四出，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廓定四表，统一北方，为北魏武功鼎盛时期。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旧史称其：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于北魏诸帝而论，此言亦不为过也。
第三节北魏孝文帝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圭立国，传六代、五帝，历八十五年而至著名的孝文帝。
冯后用事，孝文垂拱孝文皇帝（467—499）讳宏，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紫宫。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宏未生之时，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及宏降生，太后乃归政，亲加抚养。
皇兴三年初，宏不满二岁，李夫人依旧例赐死①；六月，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兴元年（471），时年五岁。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总揽朝政。是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二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三年二月，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六月，孝文帝刚满十岁时，太上皇帝被冯太后毒死，太后乃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八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内容详见冯太后本传。孝文帝自幼在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太后旨意。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太后不幸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① 北魏初，道武帝拓跋圭立制，凡后宫产男将立为储君，其母皆赐死，以防母后临朝，外戚干政，是后数世而不改，遂成制度。孝文帝始革此弊制。
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迁都洛阳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①，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 刑（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