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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①;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②。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③。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④ 《三国志·吴书·孙静传》。
⑤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②。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③。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①。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②。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③。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 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 年第6 期。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 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 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 《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 《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 《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 《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