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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安录》问世之后，以后撰写《经录》者，便代不乏人。就现存的各种《经录》来说，自梁、隋以至唐、宋，代代都有《经录》（而且有的朝代，例如隋、唐，还有多种《经录》）问世。于此可见《安录》的撰写，对于后世佛教的影响之深。
三、注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道安之前，康僧会虽已曾作过经注，但会的经注，早已佚失（连僧祐都不曾看到过），所以僧祐（还有慧皎）才认为经注之作，“自安始也”。经注的出现，对于以后佛教的传播，影响尤其深远。道安之前，“旧译时谬”，“深义隐没”，致使讲经者只能略“叙大意”、或仅只“转读”而已。这种情况，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讲经者既然仅能略叙“大意”（甚至只是“转读”），则听经者自然是更加茫然。自既“昏昏”，当然难以使人“昭昭”。长此下去，对于佛教的传播，不仅要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还容易使人对佛教义理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有鉴于此，道安在经过一番“穷览经典，钩深致远”的功夫之后，决定对于某些经典进行注释。由于道安的经注“序致渊富，妙尽玄旨”，依之讲经者，就能“文理会通，经义克① 有说道安以前，已有《经录》，且被称为《旧录》。但是，这种《旧录》，谁也不曾见过，是否真有，也很难说（据说，道安以前，曾有《支敏度录》）。所以，佛教史上，一般还是公认《经录》的撰写始于道安。
① 《祐录》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原文误作“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今有。”明”。尤其重要的是，道安的长达“二十二卷”的经注，为以后的佛教研究者们树立了楷模，作出了范例，他们也可仿而效之，注释佛经。情况也正是这样。自南北朝之后，特别是隋、唐，出现了大批的注释佛经的著作家——诸如天台、三论、唯识、贤首等各宗的创立者，除玄奘（他是一位杰出的佛典翻译家）之外，都同时又是佛典的注释名家；而佛经注述，也就日益繁多。虽然（特别是赵宋）以后的佛经注释，越来越枝蔓，越来越浮浅，但是，道安注经的首创之功，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毕竟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与注经有关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佛经的“三分”法：每部佛经（不管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的佛经，还是字数很少的小部头的佛经），都分为“序分”（叙述“佛说”该部佛经的缘起部分）、“正宗分”（宣说该部佛经的中心思想、亦即该部佛经的主体部分）和“流通分”（该部佛经的“咐嘱”流通的结尾部分）的三个部分。据说，这一分法，也是由道安创始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一直影响着以后历代的佛经注释家。在以后的佛经注释中，“科判”（分判大小科目）不管是多么的繁琐，而在总的方面，却都是在遵循着这种“三分”法的。于此也可以想见，这一分判佛经的作法，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①。
四、为寺院立规制。
上文已经讲过，道安曾为佛教寺院制定条例，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而且在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另据《祐录》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的《经呗导师集》（共二十一篇）里，著录的有《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虽然道安《三科》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僧祐《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如下的一些话里，可以大致地想见道安《三科》的性质：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同“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于是检阅事缘，计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虽事寄形迹，而勋遍法界。。。是故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祐录》卷十二）一则说：“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再则说：“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可见僧祐之集《法苑》，乃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而为之立规矩，定律条。而道安之《三科》亦被选录，可见《三科》之作，必然也是为了“法门常务”、“僧众恒仪”而制立轨范者。佛教史上，一向说是“百丈立清规”（实则只是为禅寺立清规），仿佛百丈怀海（720—814）乃是寺院清规的首创者，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道安（314～385）就已为寺院定立规制了。所以，实在地说起来，道安才是佛教史上创立“清规”的第一人。五、划一僧尼姓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
① 后来，唐玄奘译出了长达七卷的《佛地经论》，果然有“三分”之说：一、“教起因缘分”（即“序分”），二、“圣所说分”（即“正宗分”），三、“依教奉行分”（即“流通分”）。道安的“三分”法，与之“不谋而合”（而且，道安“三分”的立名，更加简明）。于此可见，道安是多么地具有远见。于是，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也姓“竺”；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也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如此等等，“姓各不一”。
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
道安以为：“本师”既是释迦世尊，佛的出家弟子，即当以“释”为姓。于是他便主张：出家僧尼，均应一律姓“释”。
后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①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后来，昙摩难提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亦即道安逝世的一年）初译出了长达五十一卷的《增一阿含》（道安本人也曾参与译事，并为该经作《序》——详见上文），果然有“四姓”出家，“皆称释种”之说。道安的主张既“悬与经符”，于是僧尼一律姓“释”，便成为出家僧尼们应该永远遵守的规则。这一情况，在中国汉族僧尼中，迄今未变。于此可见道安划一僧尼姓氏的这一主张，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上述的五个方面（当然，道安对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述五项，只是概括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给予了以后的佛教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自汉末世高、支谶分别传译禅经、《般若》以来，佛教即分为禅学和《般若》学的两大系统，前者重禅观，后者重义解。而道安的治学，则实兼二者而有之。这，不仅反映出道安佛教学问的渊博以及解、行并重的特点，而且表现了道安的视野宏远，胸怀广阔。如道安者，真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仅有的智解深邃、敢于创新、超越时辈、卓然不群的人了。
① “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1。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肉体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肉体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慧远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16？）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1。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6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