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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唤着，呵一声道：“真香哪！”
有我们打掩护，他不着急，慢慢咬，细细嚼，充分地享受着红薯的香味。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唉，谁能料到呢，“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父亲贺龙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卿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共和国的一个元帅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贺龙戎马一生，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所以，我们自小便听惯父亲的一句话：“住集体，过集体生活去。”所以，我们上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
贺龙作为共和国的元帅，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贺龙常住广州，广州田园有三栋房了，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不过，父亲的“集体生活”也是有选择的。比如江青，她在广州住小岛。从我们住的留园到小岛要走过一道大堤。父母特意指着一栋小楼告诫我们：“这个楼你们不准进。”我很好奇，越不准进就越想进，找个机会就溜进去了。于是，我见到了江青。她穿一套西服裙，披一件不抻袖子的西装。当时，“八路阿姨”们都是穿长裤，只有这个阿姨穿裙子，还养了一只小猴子，很小，能托在手里喂香蕉。回来我悄悄对母亲说：“妈，我进那栋楼了，有个阿姨很漂亮，穿裙子呢，高跟鞋前面后面都缺一块……”“她是江青，”母亲对我说：“她穿的那叫凉鞋，以后你不要去那里……”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毛泽东总是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什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贺龙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地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握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锦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廓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沉默片刻，贺龙悠缓地说：“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墓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珠泪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
“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以后，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休息时，有人喜欢清静，父亲贺龙喜欢“人间烟火”。
我们家的巷口新添一个小饭馆，我发现后告诉了父亲。没过两天，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怎么来的吗？”我摇头：“不知道。”父亲笑着说：“是从上海迁来的。”我叫起来：“啊，你去吃过了？”父亲笑着点点头，带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行。进城了，官做大了，想食人间烟火就难多了……”
我理解父亲。他过去一刻也没离开过群众，整年整月整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现在难了，想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保卫人员要拦阻。而且，一到群众中就会被包围。他那两撒胡子又“目标显著”，一露面就受围观，这很使很苦恼。有次他要去街上走走，保卫人员要求他戴口罩，他不戴。保卫人贝说，“你戴上口罩还可以走越街，你不戴口罩，只怕一出大门就迈不开步了。”
事实正如保卫人员所言。于是，要上街就只好戴口罩。父亲曾忧虑：“越到外面活动少，越戴口罩，老百姓就越觉稀罕，我们就越无法正常地与群众在一起了。这怎么行呢？”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别人发言谈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到贺龙发言时，却出乎人们意料地说：“该讲的大家都讲了，我没啥补充。我说总理啊，我们多吃点人间烟火怎么样”我那儿开了个小饭馆，卖的馄饨可真好吃。”
有人不明白贺龙怎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饭馆和吃馄饨来，周总理明白，望着贺龙忽然一笑：“这个提议好，我跟你去吃。”
陈毅忽有所悟地哈哈大笑：“算上我一个！”
晚上，贺龙和陈毅陪着周恩来总理到我家巷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从来也没见父亲回家来表现得那么高兴，眉眼嘴巴笑成弯弯的月牙，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不停地说：“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好关。”
这以后，他们多次“溜”出去，在东单东西等热闹处，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食人间烟火，与群众随便聊天，了解到不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父亲后半夜才回来。母亲问：“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一脸粲然：“会散得晚。”母亲疑惑地打量他：“开会？开会能开出一身汗？”父亲哈哈大笑：“我跟总理去当了一回清道夫。”
原来，会议是晚上十点多钟结束。贺龙提议，出去走走小巷，周恩来说：“走小巷还走不出公仆，我们去扫马路吧。”
“要得，”贺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