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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
在这一点上，朱熹自然不会赞同，他认为：“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
他的意思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大义，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动机不纯，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并不值得称赞。
陈亮对此也予以了反驳，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只如太宗，亦足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秒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
也就是说陈亮认为，道是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存在，并不能孤立。如果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自己说的就是讲义，是王道，而汉唐的行为就是求利，是王霸，那么按朱熹的观点，不是说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自已的学说才是前后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把事情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尽管两人又经过了多次论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番论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学术上的争论。也引发了其他人的极大兴趣，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又以陈博良对双方的总结最为精辟，他说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陈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即按陈亮的观点：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
同时陈傅良对于朱陈各自的观点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的判断：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无兢畏之君”；而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任何大臣们都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谓“下有觊觎之臣”。所以，按两人的观点，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
自然，对这个评论，朱熹和陈亮都是不赞同的，因为陈傅良的说法，仅仅只是从纯粹的逻辑上，来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并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两人又分别在其他场合加以辩解。
※※※※
“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赵忱读到这里，也不禁连声赞道：“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如此好文。朕以经连看了三遍，犹自觉得意犹未尽也。”
杨炎也笑道：“‘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除了陈同甫之外，还有谁能做得出这般豪迈俊逸，豪气干云的文章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同时大笑起来。
杨炎出任枢密副使之后，主要分管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直付责监督军队的训练，演练战术，制定日后对金国作战的计划。而赵忱当然也非常重果军事，自然经常招杨炎入宫，询问军队的情况。不过两人在谈论政务之余，也不免也会谈论钟山书院的学术辩论。
而在论辩中最令赵忱感兴趣的，也就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关于“王霸义利”之辩。当然从赵忱心里来说，是更倾向于陈亮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陈亮是杨炎的朋友，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杨炎的对方，因此在赵忱心里，自然就偏向陈亮一些。
而另一方面，赵忱觉得陈亮的观点，似乎更对自己的胃囗一些。因为陈亮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坚持经世济用的态度，以志在天下的胸怀，发展成为对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对于有志收复失地，开创大业的赵忱来说，这种观点显然要比朱憙独善其身的保守思想要高明得多。
不过尽管如此，但赵忱从不在朝堂上对大臣们公开发表自己对各学派的评价。因为大宋的学术之风比效开放，但到目前为止，能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只有王安石的新学和二程兄弟的洛学。不过虽然这两种学术虽然一直针锋相对，而且都一度都被推到了官学的地位，但这些都是政治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学术本身的影响力。
而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治治就肇始于熙宁时期的王安石，后来随着新旧两党的争斗，王学与程学也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当新党上台，就必然对王学推崇倍致，将程学斥之以鼻。而当旧党执政，又对程学奉若经典，对王学大加贬斥。
第十一卷 盛世 五 王霸利义之争（下）
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湥С卵У恼媸的谌荩欧畛萄У娜耍膊灰欢ň屯耆靼茁逖У木獭２还抟焕舛际俏畏瘛�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曾道：“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
赵忱有些奇怪道：“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杨炎道：“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修行之德，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非圣贤而即禽兽，內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从大道理来说，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
赵忱笑道：“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又有什么不好吗？”
杨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古往今来，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贪生怕死，贪财好利。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唯有动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观点，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是可以值得称道，但作为整个朝廷，天下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罢了。”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更替变化，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
赵忱沉吟了片刻，尽管从传统的思想和说法都把上三代说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而且把“德比尧舜”做为对皇帝的最高评价。但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清楚，所谓的上三代其实更像是一个传说，既没有有据可查的史料记录，也没有可以证明实物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许多上三代的故事来，在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几乎达到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更像是神话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但［史记］写成的年代，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在［史记］中记载的上三代，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汉以来，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曾自比为唐太宗，而王安石却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极唐太宗。” 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杨炎接着道：“而陈同甫之说，却是切中实际，针对时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复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行霸者之道，求实利于天下。”
赵忱点点头，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统一，社稷太平，讲讲道德论论天理，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不进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说法，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克己复礼，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天下归仁。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不仅赵忱不信，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只有倡农桑之厚、矿山之产、商贾之利以资国用，治兵甲，选将材，修城池，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才是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
赵忱又问道：“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如果凡事不论道德，只问后果，不计手段，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诚如陈博良所言，便是‘上无兢畏之君’了。”
杨炎摇摇头道：“陈博良所说的，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只在于能不能坚守，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何况陈同甫所说，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为所欲所。而是不能放开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赵忱又问道：“那么按姐夫的说法，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又当如何来选呢？”
杨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弑兄逼父而上位，从道徳层面上来，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却能够开明致治，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以选材，薄赋敛以养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国家太平，天下大稔，百姓安居乐业，蕃夷朝圣来供。才有贞观大治。故此唐太宗虽然失德，失的却是李氏一家之小德，而求利却是大利于天下百姓，故此仍可称为一代贤明之君。试问如果这样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是“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赵忱又点点头，也许唐太宗在道德上，还有指责的地方，但他所建立的功业确实以经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一个标尺，事实上在唐太宗之后，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对于赵忱来说，能够做到唐太宗那个地步，以经就能够满意了，至于尧舜禹汤，还是算了吧。
第十一卷 盛世 六 金国的提议
“大金使臣张鹄，参见大宋皇帝陛下。” 张鹄跪伏于地，向赵忱行礼。
赵忱点点头，道：“金国使臣，平身。”
“谢陛下。”张鹄站起身来，垂手而立，等侍赵忱发话。
赵忱道：“金国使臣，朕以看过你们的国书，前番朕遣派范成大出使金国，也提出了我大宋的要求，如要议和，金国必须交还我大宋国土，但在你们的国书之中，对此未致可否。那么朕请问贵使，你们金国是作何打算。”
张鹄恭恭敬敬道：“回禀陛下，我大金国土皆是太祖太宗皇帝，当年不辞辛苦，斩蕲劈蕀，千辛万苦才取得，可谓来之不易。又岂能轻易让与他人。因此让还国土之事，万不可议。”
他这话一说，整个大殿上都不禁骚动起来，大宋的文武百官纷纷交头结耳，小声议论起来，洠в邢氲浇鸸衫吹氖钩季尤挥姓饷辞坑驳奶取�
张鹄在馆中住下之后，先向大宋递交了金国的国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