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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
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
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
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
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
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
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
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
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
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
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
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
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
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 年11 月1
日—1920 年5 月1 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
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
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
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
①民国二年（1913 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
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
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
同年11 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 年）夏，
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
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
民国八年（1919 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
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
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
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 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
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
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
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
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
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
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
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
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
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
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
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
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
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
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
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 号，
1919 年12 月21 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
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
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
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1919 年11 月1 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
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
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
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
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
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
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
《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
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
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本第3 卷，第56 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
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
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
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
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
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
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
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
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
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
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
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
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
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
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
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
——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
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9— 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
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
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
“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
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
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
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
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
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
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
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
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
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
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
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
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
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
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
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
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
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
‘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
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时代的强音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
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
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
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
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
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
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
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
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
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①②《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1 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
思想的必要。
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
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
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
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
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t，Baron 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
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
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
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
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
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
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
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
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
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
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
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
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
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
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
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
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
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
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
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
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
——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
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
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
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
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①《新社会》第6 号，1919 年12 月21 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
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
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
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
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
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
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
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
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 号，1919
年12 月1 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 号，1920 年4 月11 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
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
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
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
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
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
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
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
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