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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
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
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
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
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
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奸了。当然，她没说“强奸”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
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保姆，庆幸自己赶在她变成鬼以前把她弄走了。她干吗不想想自己的亲姐姐，不也是这么死的吗？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跟胡兰几乎没什么两样，没一点同情心，只为自己避开麻烦而松了一口气。
胡兰一走，我就抱起怡苦，上了楼。我对她说，“不要像我，你看我多没用，千万不要像我。”
那天晚上文福回家来，我第一次向他发了火。我等着，直到他晚饭吃完，夜茶喝完，纸牌打完，聊天聊完，笑闹笑完，等我们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才对他说，“那个小保姆，你记得的，她今天死了。”
文福脱下他的皮鞋，“我的拖鞋到哪儿去了？”
我听到胡兰和家国还在楼下厨房里聊天，就关上房门，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的喉咙响了一点，“那个小保姆死了。”
他还是问他的拖鞋，我就加了一句，“她死是因为想把你的孽种弄下来，你这头猪！”
他站起来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和你嚼舌头了？”他说。
他把身子靠过来，一只眼睛耷拉着，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
我没避开他的眼睛，我也盯住他，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就像手中握有一种秘密武器。
突然，──哗──他推翻椅子，冲我吼道，“你算老几，也来指责我？”
这时隔壁房间里，怡苦哭起来了，哭得令人胆寒。我拔腿就向她的房间冲去，但文福把我喝住，我没睬他。我进了她的房间，看到她正从摇篮里站起来，伸出一个胳膊想寻求安慰。我把她抱起来，哄她。文福跟在我后面，还是吼叫着，摔打着房间里的东西，可我不怕，这次他吓不倒我。我把怡苦放回摇篮。
“我什么都知道！”我也吼道，“你把这姑娘推倒在地，你毁了她的生活。谁知道你另外还搞过多少女人？我明白告诉你，你到别处干你的肮脏勾当去，到大街上去，我管不着，可不要在我的床上干。”
他扬起了拳头，我没避开，也没用手捂住脸。“打呀，打呀，我还是那句话！”我吼道，“英雄，大英雄！你只能吓吓毛孩子。”
他一时竟呆住了。他看看怡苦站在我背后的摇篮里哇哇大哭，他放下了手，快步走向摇篮。我还以为他为自己惹她哭喊而难受呢，没想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便打了她一个耳光──啪──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顿时，她半边脸都红了。“别吵！”他吼道。
她的眼睛闭起来了，她的嘴巴张着，但没发出声音来，她喘不过气来了。多痛苦啊！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那一记耳光比打在我脸上还要痛啊。
我冲向信苦，但文福把我推开，我摔倒了。这时我又听见了她的哭声，她终于喘过气来了！她哭得更响了，声音更尖了。啪，文福又打了她一下──啪──一下，又一下。这时我勉强挣扎着爬起来，看到怡苦缩成了一团，发出了小动物般的声音。于是我哭了，我哀求文福，“原谅我！都是我不好！原谅我吧！”
打那以后，怡苦一见她父亲进屋，就像第一次那样躺下缩成一团，她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发出很小的声音。真的，才六个月大，她已经学会不哭了。你想象得到吗？一个连爬都还没学会的孩子，已经学会怕了？
她变成一个古怪的孩子。她从不看人的脸，她把自己的半边头发拉出来，用头撞墙，她在自己的眼前晃着自己的手，然后大笑。当她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她踮起脚尖，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她能踮起脚尖穿过整个房间，好像每一步都能飞起来似的，但只要一见她父亲进屋，她马上就倒在地上，就像还是个婴儿似的。她不哭，不说话，只张张嘴巴，好像一个幽灵似的。
她的嗓子能提得很高，又能降得很低，音色很美，发出我经常叫她的声音，“怡苦，看着我，看着我。”然后她的嗓子就会变得很粗，发出像文福那样的低沉的吼声，“怡苦，小傻瓜，滚开！”她唯一学会发的音就这些。
她一直就这么怪。我很担心，非常担心。但胡兰告诉我，“等她大起来，就会变的。她现在不过是因为紧张，大家都是这样的，等战争一结束，她就会好的。等着瞧吧。”
我很愿意相信她。干吗不呢？我从来没养过孩子，我无法想象我的孩子会有精神病。我一直在想战争快结束了吧，到那时怡苦就会好了。我相信这个，一个希望引出另一个希望。
按说双七是个吉利的日子，但结果却成了令人难过和悔恨的一天。这时我又怀了一个孩子，已经有六七个月了。怡苦差不多有十七个月大了，所以肯定已经到了1940年，那一年夏天出奇地热，人人都感到心情烦躁。
那天我们听说，英国人为了使日本人高兴而关闭了缅甸公路。那天家国邀请了一个管铁路的官员来吃中饭，以便讨论通过其他途径运送给养的问题。那天胡兰从市场买回许多菜，发现价格都很不合算。
那个官员把他的太太也带来共进午餐，这个女人说话的腔调使我想起了老阿婶，她说，“呵，你不应该吃辣的东西，要不然，你生出来的孩子脾气不好。”然后她就身体力行，又要了一份我最喜欢吃的辣酱面，把我的那一份也吃得精光。
大家吃完后，我还在用剩菜剩饭喂怡苦。家国、文福和那个当官的一面喝着威士忌，一面谈着钱贬值的问题。胡兰给自己打着扇子，眼睛已经眯起来打瞌睡了。
“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呀，”那个官员用相当权威的口气说道，“去年的钱到今年就贬值了一半。凭这个就知道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了，看看钱就行了，敌人只要控制了钱就控制了我们的国家。”
“那么中国只要多印点钞票好了，”文福说着，露出他那种样样精通的神态，我明白他是要杀杀那官员的威风，“给大家多发点钱不就得了。发得多就花得多，花得多就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