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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各地的反共分裂活动：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修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500余人；在河南制造修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残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200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形势的特点，全面估计了抗战的前途，提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全党努力，同一切受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根据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僵各阶层人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
7月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电文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中电文要求查明真相，怃恤死难者，惩治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22日和28日，周恩来又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徐永昌、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揭露“平江惨案”真相，要求严惩肇事者。8月1日，延安各界如开万人大会追悼“平江惨案”的遇害烈士，毛泽东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江惨案是“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毛泽东在演说中还特别就国民党顽固派贯用“统一”的名义以打击中共，诬称中共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的问题，作了有力的批判。
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
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近来，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国民党中央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现在“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江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
9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重申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两党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绝不能做“亲痛仇快”之事。对于反共磨擦事件，毛泽东直率的告诉记者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页。＇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
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约内容，全国各地又掀起以讨代汪精卫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反投降运动，各地、各界纷纷举行讨汪运动周，召开群众性讨汪锄奸大会，发表通电、宣言，既讨伐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战营垒中暗藏的类似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性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罪行，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林伯渠出席并作了演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中，强调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于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目的就是为了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军民和各抗日党派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国共合作、诱逼国民党投降的阴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三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动用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在政治上发动进攻，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要取消共产党。
中央中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出现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的严重危险，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后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分析形势的特点，提出应该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党，提高警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强调指出：“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中共各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政治、军事动向，为应付突然事变，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阎锡山当了急先锋。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实行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对日实行妥协，早在1938年9月，阎锡山就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下旬，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改编山西新军，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的军权。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全省重新划为4个游击共，设立4个行署，指派他的亲信兼任行署主任，以控制新军的活动。蒋介石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于是，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指示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进步力量的战斗力，才能团结一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时局和克服投降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新军和驻晋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反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29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准备分3路向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动进攻。按照密谋，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发动“务季攻势”，命令决死第2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铁路霍县至灵石段进行破击，命令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2纵队之后。12月3日，陈部突然以重兵围攻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遇害者达200多人。事发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立即致电阎锡山，要求他下令制止陈部的进攻。但阎锡山置之不理。
面对优势阎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天，击溃陈部2个旅，突破层层包围，于16日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27日，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地区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
阎锡山为了阻止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会合，遂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33军6个团，拦阴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北上，并令骑兵第军8个团与北上的第61、军19军相配合对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实行围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地区于12月31日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1940年1月2日，发起反击，将进攻的阎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并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至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尔后，又击溃阎军第33军和骑兵第1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8旅，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进攻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第3纵队中的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晋东南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亲人被杀害，1000余人被绑架。决死第1纵队，由于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进攻未能得逞。
1940年1月中旬，阎锡山又令其第19军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袭扰晋中地区，进攻决死第1纵队。在八路军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的支援下，决死第1纵队奋起反击，阎军暂2旅和新2师大部被歼。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了隐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晓以大义，并提出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势力乘隙而入的情况下已别无他路，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
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后，国民政府先是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经过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但是，南京失守之后，国民政府出尔反尔，将这个决议弃而不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下承认态度。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实施包围，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至1939年10月，共达150余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力争减少和避免武装冲突，但收效甚微。
1939年1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又调集第97师等部，会同甘肃省陇东地区各县保安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2月10日深夜，第97师的一个团会同宁县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第770团一个营。杀伤该营干部战士300余人，宁县全部被顽军占领。
14日，驻镇原的八路军第770团另一个营也遭猛袭，被迫退至城外，镇原也被顽军夺占。与此同时，庆阳、台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