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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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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朱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1月17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一节 战前国内外形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大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破袭正太路战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正太铁路,由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
    1939年冬以来,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为害极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军“囚笼政策”得以趁机推行,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切断该路,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对八路军来说,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
    正当八路军酝酿破袭正太铁路的时候,欧洲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4月9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成,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德军入侵西欧,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
    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5月18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9页。'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军事人员人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月12日,英国通知日本同意关闭滇缅路,并于16日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侵略者又一次得势,却使处于抗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51%。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不久又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6月14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
    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猛烈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二节 战役部署和经过
    一、战役部署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
    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坏阳泉、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铁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
    第120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铁路及汾离公路;破袭同蒲铁路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两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
    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上述三大集团根据总部命令,重点对正大路和同蒲路北段沿线的敌情、地形、工事和居民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集团的作战部署,并秘密调集部队,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准备物资器材,进行战前动员。地方政府大力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准备各项支前工作。
    晋察冀军区于7月27日发出作战命令,作出初步部署,并令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率有关侦察人员前往正太路附近侦察。8月15日下午,军区在吊儿村召开主攻方面(正太路东段)作战会议,确定抽调8个步兵团、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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