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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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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冀东特别关税(元)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4~59。8
    方糖100斤/箱6~1020
    人造丝100磅/包20~40120
    干贝100斤/包15~20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路线的确立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即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国际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的实际情况,决定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创议,“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页。'
    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救国报》以后改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着,长此下去,中国这个5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会变成亡国奴。宣言还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集团坚持卖国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正因为如此,日寇才能得寸进尺,才使中国出现半壁山河被侵占的悲惨局面。宣言庄严宣布: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卖国罪行。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第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问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8页。',为抗日救国而战。宣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第三,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提高工资;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八一宣言”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1)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
    (2)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防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
    (3)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以外,但却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
    “八一宣言”的发表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八一宣言”在全国各个爱国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使蒋介石对内用兵对日妥协政策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国前时局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609、610页。'
    《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即“十大政纲”。
    《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决议》具体明确了对知识分子、华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及白军官兵筹各项政策,强调“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616页。'
    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页。'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1页。'
    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活动,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根据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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