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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人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屠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6月20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月，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