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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那三辩一拍桌子起来说：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这个时候恰巧校长经过，听见此话，马上冲进来指着生命科学院的家伙，说：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什么作风？你们不用参加比赛了。去街上骂人好了。
这便是我们第一场比赛胜利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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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一帮人又去抽到了一个“法律和规则究竟哪个重要”这样的傻×论题。我们光是思考这个论题是什么意思就花了两天，最终还是不得其解。然后我们上去乱说一气，到后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表达哪个东西比较重要。这场就没有上一场那样大家“干劲十足”，到了自由辩论的时候观众已经去了一大半，而且大家无话可说，我们四人互相对望，后来一辩说：你看不如我们打牌吧。
结果这场比赛依然是我们胜利。后来据悉对方失败的原因是，校方觉得他们那四个辩手普遍长得比较影响学校声誉，万一后来真的去了香港恐怕会为学校带来生源较差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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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共进行了七八场比赛，结果我们将于二十天以后去香港。成员如下，一辩，在几场比赛里形成了自己悍的特色，一共出现若干次“他奶奶的”，每次他奶奶的出现都能成功扭转比赛的局势，所以他所担心的是香港人是否听得明白“他奶奶的”是什么意思。
像少年啦飞驰第二部分（18）
二辩，我。
三辩，一个女的，所有比赛中只说过一句话，这话是在自由辩论的时候，她鼓足勇气站起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然后是主持人说：对不起，正方时间到。
四辩这个家伙一本正经，每次发言都试图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并且“逻辑地解决 问题”，说话没有特色，只会在比赛前将自己要说的话都写在一张纸条上，比赛的时候放在大腿上偷看，并且每次做总结陈词的时候都要说到主持人连叫几次“你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为止。
而老夏，自从有了徐小芹以后很难见到此人，偶然见到也是一副生活滋润的样子，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四处编造让人同情的谎言借钱，意图是在外面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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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辩论赛留给我的印象是，这真不是人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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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秋天即将冬天的时候，我抱着终于离开这个学院的想法，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其实总体来说，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因为不仅不干涉学生同居，而且有很多老师带头同居。比起我以前念过的很多学校，这是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只要不杀人，不纵火，不泡未成年少女，其他一切随你怎样。不幸的是这却不能再吸引我，因为它不是如我所想。而这个地方总体只能用两行字来表达，这两行字被一个前辈写在厕所墙壁上，每次去撒尿对此话的了解也更加深一层。
话大致是这样的：教室如同猪圈，学院好似妓院。
一般来说，能在这里呆满四年的人，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所听所见中，只有上面这句话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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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在火车上十分无聊，所幸几个小时就到了北京，然后我们马不停蹄奔赴首都机场，我们还有一个带队，是中文系的一个老家伙，一般人看到这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家伙怎么还没有退休”，所以我们都很提心吊胆他会不会老死在路上。
关于学校派这么一个老人去香港的目的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说是领队，其实永远都走在队伍的最后。刚见面时便以为这个家伙德高望重，马上去巴结帮他拎包，以便以后在学分修不满的时候求此人帮忙。而三辩始终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可能是因为据说“文学家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此人举步维艰，光是从站台走上火车都花了半个钟头，然后我们又花了五分钟将他从出租车上搞下来，提前两个半钟头到飞机场，结果此人从安检走到登机口都花去几乎飞机从北京直飞香港的时间，致使我们差点误机。一辩数次忍不住想将此人抱着跑。
这次我们是跟随一个旅行团去往香港，可惜因为经费问题，飞机是降落在深圳，然后我们从罗湖进香港。而这个行动迟缓的老家伙致使我们几度萌生把他扔在深圳的念头。
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到了深圳以后，马上有辆车将这人接走，而我们四人则被抛在深圳，跟随一个流里流气的旅行团到处乱走。
在机场那导游热情地说：我们现在在等待接送我们的车子，大家不要急，相信它马上就会到的。这话重复了无数遍，还是不见车子。那人是第一天当导游，所以表现得很紧张。当车子终于来到以后，我们都几乎没有力气再爬上去。然后昏昏沉沉开了很久，才到了罗湖口岸，我们四人看见罗湖口岸都以为它是一个小商品市场。
然后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导游通过安检以后在楼里绕了很久，然后终于绕到一个出口，大家兴奋得以为脚下就是香港了，结果一个小贩在那里叫，快来看看我这的×××，深圳最便宜的……
然后我们又瞎兜了一段时间，终于稀里糊涂到达香港，然后换了票子坐上轻轨，摇摇晃晃去往红勘。
四辩掏出一个傻瓜机对着窗外乱拍不止，一辩立即对四辩说，他奶奶的，别土里八叽的，收家伙。
我因为面对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时无法适应，索性倒头就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晃以后，我们终于到达红勘。因为据说在那里是有人接我们的，所以我们和旅行团告别，独自寻找接我们的人。结果我们发现，原来红勘是个很大的地方。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公用电话打那些要接我们的人的手机，在终于找到电话以后，一辩瞪着眼问：港币，有没有？
然后我们四处找可以将人民币换成港币的地方，最后还是托了个香港人以150比100的汇率换了一百港币，在终于找到又一个电话以后，一辩又瞪眼问：硬币，有没有？
这便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以后的经历。当时的感觉和我在内地念书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出路，不知前途。
后来还是一辩为我们指明了出路，此人打通电话以后，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对方一段粤语闷得没话可说。等到对方叽里咕噜说完以后，一辩冲着话筒大叫：他奶奶的，听不懂。
然后对方马上换上一个说普通话的。据说此人是国语高手。然后她问我们确定在什么地方碰头，我们环顾四周，发现附近能看得见字的一共就一个建筑。于是一辩说：就在对面那个殡仪馆。
那国语高手马上表示不明白。估计他们还没有教到殡仪馆三字怎么说。然后四辩冲上去解释说：就是烧死人的地方。
像少年啦飞驰第二部分（19）
后来对方明显不耐烦了，打断话问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一辩漠然看了看四周，几乎绝望地说道：红勘。
对方说：废话，我指的是红勘的什么地方在你们的地方？
一辩继续绝望地说道：电话机旁边。
像少年啦飞驰第三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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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花了一个钟头大家才明白对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在殡仪馆碰头，坐上他们的车，去往中文大学。
途中他们一直用粤语说说笑笑，我恨不得冲上前去揍那两家伙一顿然后教他们说普通话 。惟一的一次说话是那个女的转过头来问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于是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变成上海人。
那女的马上表示得很激动，说：哦，上海，我去过。
我马上很兴奋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那女的马上说：乱糟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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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中文大学以后，几个人出来表示了一下对我们的欢迎，并且表示辩论比赛将于三天以后进行，大家都很期待和大陆的精英对话。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国语水平。这话出来我们才搞明白原来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和一帮语言不通的人辩论。
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磁卡之类的东西。我多情地以为那是一张有几万港币的信用卡。结果发现上面写了三个字：八达通。
我们问：这卡是用来干什么的？
那人马上回答说：哦，这是用来坐地铁的。
黄昏的时候我从学校里出发，决定到附近走走。当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基本能知道我们该往什么地方去，而此次是我站在学校门口，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去。
于是我买了一张地图，结果不幸是英文版的。在换了一张有中文的地图以后，我发觉白浪费了几十港币，因为我花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我现在所在的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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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处走走的希望落空以后我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发现其他三人正卖力打牌，我提议说：出去走走？
一辩说：走个屁啊，路都不认识。
于是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打牌，而且奇怪的是我们仍打得兴致盎然。一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我才意识到一定要出去走走，否则就白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
我先打个车去沙田，然后又转去旺角，在弥敦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吃了一顿麦当劳，一路上一直听见很多模样夸张的车噼噼啪啪地呼啸而过，以为是排气管给人偷了，若干年后才明白，原来是换了尾鼓拆了中段灭了三元催化器加了根直通管弄出来的效果。据说可以让车子在高转速下表现得更加活跃。依我看来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事故发生率，因为开这样的改装车可以一路上不用喇叭。
然后我又看见很多的摩托车跑车，它们从我身边唰一下消失不见，而且我发现香港的年轻人喜欢玩声音大的东西，所开的摩托车大多都是两冲程的，从V2到PGM4代甚至到NSR500，本来都已经声音够大，却孜孜不倦卸掉原来的排气管换两根或者四根碳纤加速管扔掉消音棉不到一万一千转不换挡。
我脑子里所出现的是在学校里一个老态龙钟的保守的家伙咧着嘴说：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此时恰好一个家伙开到我身边想玩翘头，一大把油门以后马上一松离合，不料地上一摊不知什么油，那家伙马上扑通倒地，估计伤势有点。只见此人飞一样从地上窜起，拼命去扶摩托车，结果那车太重，怎么也扶不起来。可以想象此人头盔下的表情一定十分尴尬。
然后他放弃扶车打算，站在弥敦道上，茫然望向前方。不过最奇异的是他望了一段时间以后，摘下价值几千的ARAI盔，重重扔向地上，而且说出让我感觉很亲切的国语——他奶奶的。
我继续向前走，这天我无师自通地去了太平山顶，维多利亚湾边，兰桂坊，将香港精髓兜遍。
而富有所谓后现代意义的是，我站在太平山顶，旁边两对恋人正在亲热，眼前正是高楼比邻有雾没雾的香港夜景，最想说的一句话竟然是：他奶奶的。
而我回去后对一辩说的第一句话是：放心，香港人明白他奶奶的是什么东西。
而那家伙回敬道：他奶奶的我早知道了。
倒下睡着的时候，我推断那张八达通的卡里大概还有几块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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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和对方辩论队一起吃了个中饭，我们吃的是杭州菜。不过那菜做得很令人发指，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北京厨师的杰作。
席间我们沟通困难。惟一一句大家都听明白的话是我们的一辩说的一句：THIS菜IS NOT VERY香。
对方忙点头说：YEAH，YEAH。
然后一辩小声在我耳边说：孙子乖。
我无法理解一辩的意思，直到席间对方那帮家伙自以为热情地说了很多次“YEAH YEAH”。
然后是一个对方代表之类的家伙向我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问我们是否在香港到处玩之类的问题。我方其他三人点头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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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于下午在他们的礼堂里举行，下面稀稀拉拉坐了一些观众。我们只能称这些人为观众而不是听众。
而我们的辩题是高薪能否养廉。
题目是当场通知，据说这样可以体现辩论的真实意义。而我们发现对方对此早有准备，连笔记都有不少。而我们四人还没搞明白这话的含义。
后来大家终于合力想出来原来这个辩题的意思是说，给一个贪官很高的工资的话是否他就能不贪了。
我们然后一致觉得答案是：屁话，当然不是。
像少年啦飞驰第三部分（2）
可惜我们所要辩论的观点是：是。
我们顿时出尽洋相，而那帮在吃饭的时候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家伙此时普通话粤语一起来，观点铺天盖地，例子层出不穷。整个比赛中我们都是在听他们说，一辩甚至连他奶奶的都忘记施展。
比赛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教授模样的人站起来，说了一通废话，然后宣布：这场比赛胜利方是香港中文大学。
然后台下欢呼一片。
然后他又虚伪地说，这场比赛对方也发挥得很出色，他们反驳有力，观点鲜明，尤其是他们的二辩等人，表现镇定，很有风范。
不幸的是，我作为我们的二辩，整场比赛中没有说一句话。
而整场比赛我们说了大概不到五句话。
其中两句是，请对方再说一次我们没听明白。
还有一句是，我也赞同你们的观点。
那个教授的结尾一句话让我们差点昏过去，大概此公为了显示自己扎实的中文底子，还在当中用了一句俗话。
这家伙说：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今天这场比赛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此话让我们萌生出快点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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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傍晚我们跟随旅行团回内地。之前大半天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了一次大屿山，我当时的感叹是，我要在这里盖所房子。
他们笑笑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向我阐述了诸如政府是如何保护环境不能随便乱盖房子之类的道理。
然后我们又匆匆忙忙摆渡回来，回去收拾东西，临走前他们还没收了那四张卡，我想他们发现我的卡里只有几块钱的时候肯定会对我憎恨不止。
大约天黑时候我们踏上深圳的土地，随即被拉着急忙去机场，最终赶上最后一班去北京的飞机。飞机轰然起飞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还是回去比较好点，尤其是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半多小时以后，我恨不得从飞机里跳下去，因为下面就是上海。可是我马上又发现，就算是上海，那又怎么样。
快半夜的时候我们到达空旷的首都机场，然后讨论是否有必要赶回去还是在北京住一夜再说。那时候我们急切地希望那个老得不行的家伙回来领队，因为他会说，你们打车回去吧，学校给你们报销。
我们到机场外边打了一辆车，说去野山。司机一听马上说这么晚了他连四环以外的地方都不愿跑，别说那鬼地方了。
当时我们在首都机场的感觉就像被人抛弃了。
而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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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野山以后我们顿时精神焕发，逢人必说此行的顺利。而在短短五天的时间里，老夏和徐小芹的关系发展迅速，两人在食堂里公然互相喂饭。我责备老夏不应该破坏大家的食欲，老夏说，那算什么，我还见过三人在那喂饭的呢。
因为我不能夹杂在他们两人当中一起走路，所以马上在学院里形影孤单。这事想起来很莫名其妙，当时让老夏泡徐小芹是因为此人对我们能否去香港意义重大，等从香港回来以后才发现我们并没有利用到这个人。
而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的尾声。
据说这是泡妞的黄金季节。
难怪我们寝室一个很讨厌的家伙没事晚上一直在阳台上叫道：妞！
这个字很简洁明了地代表我们的心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理想在何方，而生活看上去毫无希望，基本上只有泡妞可以做。而妞儿们也不知道理想在何方，生活同样毫无希望，基本上只有等待被泡可做。
至于什么思想苦闷之类的东西，其实八成是因为悟到上面这个道理的时间太晚，等发觉的时候质量上乘的妞们都已经被别人得到，发生这样的事情，难免苦闷。
所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思想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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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午，我在食堂里吃饭，只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喊道，有人自杀了。马上很多人扔下饭碗去观赏。等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死亡现场是这样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的以比较不雅的姿态面孔朝天躺在地上，脑门后面一摊暗红色的血。老夏此时也和徐小芹一起在观看。徐小芹看见这样血腥的场面不由吓得钻进老夏的怀里。而老夏此时其实也是惊恐万分，只恨无怀可钻，只好抱紧徐小芹说：你看，生命是这样的脆弱。
徐小芹点点头。于是老夏接着严肃地说，所以你我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
而我所思考的问题是，此公何以才能跳得面孔朝天。因为一般跳楼都是屁股面天，很少有人能跳出这样难度系数高的动作。
最后安慰的想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