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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按照人们的喜好和愿望来发展。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人口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类同饥饿反复较量的斗争史，凡是食物充足的时期，人口数量就能得到快速增长，凡是人口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于快速下降的时期，肯定是食物严重短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是饿死的，即使是在食物较为丰富的现代，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阴影，我们之所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就是担心物质生产的增长跟不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在生下来以后被活活饿死，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出生之前就被人们给计划掉了，从而为已经活着的人腾出资源和空间，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坚持认为，不论从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都是盛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最过硬的硬指标。今天，人们取得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繁荣、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除了科技进步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要随意将其浪费糟蹋了。
如今，毛泽东已经整整逝世了三十三周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时光的流逝，尽管卷走了许多记忆的浪花，但也使我们有可能客观地审视新中国的人口发展历程。随着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时代不但不存在什么“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反而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做得最为成功、最为合理、最为科学同时也是最有人性的时代。毛泽东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继续沿用了他擅长的群众路线，耐心的、循循善诱地反复启发群众的觉悟，帮助群众培育计划生育的意识。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放松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从而使大规模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可能，再加上配合采取“晚、稀、少”这种更科学、更人性、更持久同时也更容易为群众接受的计划生育方式，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八年的千分之三十五点五九逐年持续快速下降。一九六九年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一一，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一九七一年为千分之三十点六五，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九七七点，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二十七点九三，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二，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〇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九点九一，远远低于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摆在这里，我们很难相信，毛泽东时代后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竟然如此出色，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居然超过了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更令人吃惊的是，面对如此急剧快速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整个社会竟然风平浪静，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以致于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人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毛泽东是不搞计划生育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政府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注重群众思想工作以及“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采取严格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然而，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以及早婚的出现，再加上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极端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并没有维持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的局面，反而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七九年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七点八二，一九八〇年回升至千分之十八点二一，一九八一年进一步回升至千分之二十点九一，一九八二年竟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二八。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二点四三，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五八。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实在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宣传教育为主，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轻松实现了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国家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整个社会弄得鸡飞狗上墙，结果换来的却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的客观数字，人们是无论如何也绝对不会相信这样的结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如果认真回忆一下历史，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在八十年代前期，虽然国家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的措施，整个社会的弦绷得很紧，但由于早婚早育现象的回潮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计划生育的努力。当时，为了减少出生人口，各地相继出台了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土政策”、“土办法”，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口号，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原来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些保障措施、医疗卫生体系等也随之消失，农民不得不通过更多地生育这样的方式来试图维持自己的保障，人口出生率自然也就居高难下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与高压下，再加上经济、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中国居民，包括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念悄然发生改变，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五点八，一九七二年下降到五点〇以下，一九七七年进一步下降到三点〇以下，一九八〇年达到二点二四，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非常显着，应该继续保持。然而我们仅仅看到由于人口惯性增长所造成的一九八〇年千分之十一点八七的自然增长率，不懂得这只是人口在停止增长之前强弩之末的表现，以致于惊慌失措，匆忙采取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措施，只不过由于其它因素的抵消，这种极端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立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快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回升到二点六三，一九八二年进一步回升到二点八七，直到一九八七年仍然高达二点五九。一九八七年以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再次开始持续下降，到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甚至达到惊人的一点二二，已经远远低于二点三〇这一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是一个危险的超低水平，只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增长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危险的信息，二〇〇〇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保持了千分之七点五八的惯性增长。种种情况表明，我们现在这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然而八十年代后期，我国政府继续推行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过这时基层政府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分级包干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层财政普遍陷入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地，为了广辟财源，一些地方开始将计划生育罚款视为第二财政，有的基层干部不惜采取默许、纵容、甚至鼓励的方式，千方百计鼓动农民超计划生育，以期取得更多的罚款收入。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虽然同样实行计划生育，但城市的计划生育效果和农村的计划生育效果是不一样的，城市居民一般有单位约束，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是要被开除的，因为多生育而丢掉饭碗，这样的代价实在过于沉重，因而在城市居民中敢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多。而农民不存在被开除的问题，无非就是罚点款，正好可以缓解基层财政的压力，因而受到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欢迎，所以农村违反计划生育的现象很普遍。有人不明白这里面的玄机，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存在生育二胎甚至三胎的现象，就以为农民特别喜欢生孩子，于是张口闭口指责农民的素质低下，实在让人感到好笑。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再次转入持续下降的轨道：一九九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六，一九九一年为千分之十九点六八，一九九二年为千分之十八点二四，一九九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九四年为千分之十七点七〇，已经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一九九五年继续下降到千分之十七点一二，一九九六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九八，一九九七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五七，一九九八年为千分之十五点六四，一九九九年为千分之十四点六四，二〇〇〇年为千分之十四点〇三，二〇〇一年为千分之十三点三八，二〇〇二年为千分之十二点八六。二〇〇二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稳定在千分之十二的超低水平，估计在二〇一〇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将进一步下降，将长期保持在千分之十以下的更低水平。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都已经远远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并且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那么为什么我国的人口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仍然在继续增长呢？这一问题涉及到人口增长的独特现象——人口惯性。所谓的人口惯性是指在出生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现象。由于以前年代的高生育率，造成人口的年轻化，也就是低龄组人口较多。随着低龄组人口逐渐生儿育女，出生人数增加，虽然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但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人口仍然会继续增长数十年。但随着低龄组人口年龄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以致于赶上甚至超过出生人数，至此人口才开始进入负增长。因此，在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不论采取怎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计划生育措施，要使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接近，大约需要经过两、三代人或五十至七十年的时间。人口问题是一个长周期事件，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过人智慧和长远规划，容不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暂时需要的短期行为，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决策，不论正确与失误，都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等到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恶果的滋味的时候，已经是追悔莫及了。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整个民族的利益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这一代人的享受而断送子孙后代的幸福，在这方面，小个子思维是要不得的，鼠目寸光也不行，只顾自己一己之私、只顾自己眼前暂时需要更是要坏大事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人均预期寿命提升最为迅速的时期，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一个时期内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这也可以算作是毛泽东的错误的话，我们只能说毛泽东不应该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应该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因为如果中国依然保持“东亚病夫”这一称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始终维持在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的话，中国人口的数量怎么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多？如果这样的话，哪里还需要八十年代那样惨烈的计划生育行为？哪里还有现在这样多的麻烦？如果你毛泽东一定要为中国人谋幸福，一定要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要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也得等到中国在计划生育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了再说嘛，等到中国老百姓把几千年形成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改变了再说嘛，这样大概就不会造成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了。当然，假如毛泽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这肯定又会成为毛泽东新的、更大的罪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智若愚”，其实，如果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说是“大愚若智”。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对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连他的对手和敌人都不否认的，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就世俗的观点来说，毛泽东又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及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献出了多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所面临的艰难和险阻，经历的挫折与痛苦，承受的压力及危机，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毛泽东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作为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最高领袖，完全有理由适当享受一下。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的个人生活，简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毛泽东常年睡的是木板床，穿的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总是补了又补，先后补过的补丁多达七十多个，以致于面目全非，实在无法再补；毛泽东的拖鞋同样穿了很多年，由于经过多次修理，已经破旧得不像样子；吃饭的时候，偶尔掉了几粒米，毛泽东也舍不得浪费，总要捡起来放进嘴里……毛泽东的求知欲极强，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学习和思考，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由工作人员用手托着文件和书，一共看文件、看书十一次，时间共二小时五十分钟。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是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毛泽东不被人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毛泽东时代兴修的大量水利工程。一九五〇年夏季，新中国刚刚宣布建立不久，战火硝烟尚未完全平息，解放战争实际上还在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阴云又渐渐袭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尚未来得及彻底根除，国内连续出现多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国民党退出大陆时安排布置潜伏下来的大批土匪特务四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纷纷发动暴乱……就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重大紧急事件频频发生、工作头绪纷繁杂乱、时间异常宝贵的紧急时刻，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居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