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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最后那场戏时，我满怀激情地模仿电影中的画外音，带着微微颤抖的嗓音，念到那句最关键的台词：“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而，我花妮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我朗读的效果几乎跟在放电影时一样精彩。所有的听众全都流下了眼泪；甚至连村长，心肠那么硬的一个人，也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从他那有三点红血斑的左眼中流淌下来。
尽管阿罗的疟疾发作得很厉害，他却认为自己已经在康复，于是，他硬撑着跟我一起上路了，赶往小裁缝的那个村，他的心中充满着一个真正征服者的热情。但是，在路上，他的寒热又发作了一次。
阳光明媚，热辣辣地晒在他的身上，他却对我说，寒冷又一次把他攫住。我赶紧捡来枯树枝，生了一堆火，他坐在火堆前烤着，但是，寒冷非但没有被驱散，反而变得无法忍受。
“咱们继续走吧。”他站起来对我说。（他的牙在格格地打颤。）
整整一路上，我们都能听到一条溪流的汩汩流淌声，听到猴子还有其他野兽的叫声。渐渐地，阿罗的冷热病又可怕地发作起来。我看到他步履蹒跚地朝我们脚下一侧路边那深深的悬崖晃过去，我还看到土块在我们经过时滚下高崖，好半天才能听到它们坠落的声响，这时候，我赶紧拉住他，让他坐到一块岩石上，等着他的高烧过去。
当我们来到小裁缝的家时，我们幸运地得知，她的父亲又出门了。像上一次那样，大黑狗跑过来围着我们亲热地闻前闻后，一声都不叫。
10．小裁缝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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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走进她家时，脸上烧得比一只红果子还要红；他有些迷糊。疟疾的发作把他折腾得不像个样子，可把小裁缝给吓坏了。当即，她就取消了那一场“口述电影”，把阿罗扶进她的房间，到她那张挂着白蚊帐的床上躺下。她把自己长长的辫子盘到头顶上，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然后，她脱掉自己粉红色的布鞋，赤了一双脚，就往外面跑去。
“跟我来，”她冲我喊道，“我晓得有一样东西很管用的。”那是一种平平常常
的植物，生长在离他们那个村不远的小溪边。它好像是一种小灌木，只有三十来厘米高，开鲜艳的粉红色的花，花瓣叫人想起桃花，只是还要更大一点，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溪流不太深，明澈碧透。这种植物的入药部分，是它的叶子，小裁缝采撷了很多，叶子多棱角，很尖，像是鸭掌的形状。
“这种植物叫啥子？”我问她。
“碎碗片。”
她把它们放在一个白色的石臼中研磨。当叶子变成了一团绿莹莹的糊糊时，她把它们抹在阿罗的左手手腕上，尽管他当时还有些迷迷糊糊，脑子里却恢复了一些逻辑思维。他由她在手腕上敷料，让她用一条长长的白麻布把他的手腕包了起来。到了晚上，阿罗的呼吸逐渐轻松下来，他呼呼地睡着了。
“你相信那些东西吗？……”小裁缝犹犹豫豫地问我。
“啥样的东西？”
“那些并不太科学的东西。”
“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
“也许你担心我会揭发你。”
“根本不会。”“怎么说呢？”
“依我看来，咱们既不能完全地相信，也不能彻底地否定。”
对我的立场，她似乎很满意。她朝阿罗躺着的床上瞟了一眼，问我：
“阿罗的爹是做啥子的？他信佛吗？”
“我不晓得他信不信佛。但他是一个有名的牙医。”
“一个牙医？牙医是做啥子的呢？”
“你不晓得一个牙医是做啥子的吗？他是给人治牙的。”
“没有开玩笑吧？你是说，他能除掉藏在牙齿中的蛀虫，不让牙再疼吗？”
“正是这样，”我回答道，一点儿都没有笑，“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过，你一定得向我保证，对哪一个都不能说。”
“我向你保证……”
“他的父亲，”我低下嗓音对她说，“给毛主席的牙齿除过虫。”
一阵肃然起敬之后，她又问我：
“假如今天晚上我请几个巫婆来给他的儿子守夜，不晓得他会不会生气？”
来了四个老太婆，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村庄，她们身穿黑色和蓝色的长裙子，发髻上插着花，手腕上戴着玉镯，半夜时分聚集到了阿罗的床边，而阿罗的睡眠始终不太安稳。她们各自坐定在床的一角，透过蚊帐望着他。你很难说出她们中哪一个脸上皱纹最多，哪一个长得最丑，哪一个最让恶鬼们害怕。
其中一个老太婆，无疑是最矮小的那个，手里持定一把弓，搭上一支箭。
“天灵灵，地灵灵，我来向你做保证，”她对我说，“你的同伴受了苦，都怪那个小恶鬼，煤窑中的小恶鬼，今夜不敢到这里。我的弓从西藏来，我的箭头用银做。我搭上弓，放出箭，我的箭，像飞笛，腾空飞起在空中。飞在空中呼呼响，穿透妖魔的胸膛，无论它们有多强，定叫它们全死光。”
但是她们毕竟年事已高，时辰也已经很晚，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当。渐渐地，她们开始打起哈欠来。尽管我们那个女主人给她们沏了浓浓的酽茶，她们还是困得打起了瞌睡。手拿弓箭的老太婆也睡着了。她把那武器放在床头，随之，她那松弛无力的眼皮马上就沉沉地阖上了。“快把她们弄醒，”小裁缝对我说，“给她们讲一个电影。”
“啥样的电影？”
“这没关系，啥子都行，你只要别让她们睡着了就行……”
于是，我开始了我生平中最奇特的一个场景。在我朋友睡得昏昏沉沉的床前，我讲起了一个朝鲜电影，为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还有四个老巫婆，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小小村庄里，在一盏火苗摇曳的煤油灯底下。我马马虎虎地对付着讲起来。几分钟之后，这个可怜的“卖花姑娘”的故事吸引了我那几个听众的注意力。她们认真地听着，甚至还提了几个问题；故事越是深入展开，她们听得越是带劲，连眼睛都不肯眨一眨。
然而，这跟阿罗施展出的魔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一个天生的说书人。我不是他。讲了半个钟点之后，我讲到了“卖花姑娘”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点钱为母亲治病，然而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医院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临终前还绝望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一部十足的宣传片。通常来说，这里是故事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在放映电影时，还是在我们村里讲电影时，每到这一关键时刻，人们都会流下热泪。但是，眼前的这几个女巫兴许是用另一种不同的材料制造的。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带着某种激动的表情，我甚至能感觉到一阵微微的颤栗掠过了她们的脊椎，但是，她们的眼泪并没有如期而至。
我对我的努力颇为失望，于是我添加了一些动作细节：花妮的手在颤抖，钞票从她的手指缝里滑落……但是，我的听众们还在抵抗。突然，从白颜色的蚊帐里面，升起了一个嗓音，简直就像是从一口深深的井里面升起来的。
“常言说，”阿罗嗓子颤巍巍地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请你们告诉我，这位花妮姑娘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
令我惊讶的是，阿罗过早地把电影结尾时的台词提前念了出来，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阿罗竟然突然醒来了。但是，奇迹居然发生了，当我回头望着四周，我看到四个老巫婆全都哭了！她们的眼泪夺眶而出，滚滚而下，冲垮了她们的防御之堤，变成了滔滔的洪流，从她们那满是皱褶和沟壑的脸上滚落。
阿罗具有何等的说书天才！他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一句画外音的位置，轻而易举地操纵听众，即便他依然被疟疾的一次剧烈发作击垮在床上。
随着故事的逐渐进展，我觉得小裁缝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变化，我发现，她的头发不再编成大辫子，而是像瀑布那样成串成串地披散下来，像浓密的马鬃一样在她的肩膀上闪耀着波浪。我猜到了阿罗正在做什么，他烧得发烫的手伸出蚊帐外苦苦地摸索着。突然，一阵风儿刮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摇晃不停，就在火苗将灭未灭的那一瞬间，我相信我看见了小裁缝掀起了蚊帐的一角，在黑暗中朝阿罗俯下身来，匆匆地给了他一个吻。
一个巫婆重新点亮了油灯，我继续往下讲述着卖花的朝鲜姑娘的故事。女人们的眼泪依然哗哗地流个不停，其间，不时地还伴随有擤清水鼻涕的响亮声音。
11．四眼的神秘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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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有一只神秘的箱子，他把它藏得很严。
四眼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一定记得，我已经提到过他，正是在去四眼插队落户的那个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小裁缝的父亲。）他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子，也在天凤山上，只是比我们的村子要低得多，在半山腰上。到了晚上，阿罗和我常常去他那里做饭，每当我们有了一块肉，或者有了一瓶酒，或者在老乡家的自留地里偷得了一把新鲜蔬菜，我们便去他那里打
牙祭。我们三个人总是有福共享，几乎可说是结成了把兄弟。可是那个神秘的箱子的事，他竟然偷偷地瞒着我们，这更使我们觉得事有蹊跷。
他家也住在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城市；他父亲是个作家，母亲是个诗人。两个人目前全都靠边站了，留下了“千分之三”的机会给他们宠爱的儿子，比起阿罗和我来，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但是，面对那种因出身而导致的令人绝望的前景，十八岁的四眼几乎始终处在担惊受怕的心态中。
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染上了危险的色彩。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是三个破坏分子，聚集在他房间里的一盏煤油灯下，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就拿吃饭为例吧：正当我们自己动手做得了一个香喷喷的菜，平日里时常饥肠辘辘的三个饿鬼闻着那肉香正吃得开心，假如此时有人敲他的门，一定会让他害怕得要死。他会立即站起身，把那碗肉藏到角落里，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再在桌子上换上一碗可怜巴巴的咸菜，发了霉的，臭烘烘的；吃肉在他看来似乎成了一桩罪过，是他的家庭所属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罪过。
给四个老巫婆讲过电影的第二天，阿罗感到体力有所恢复，就想回村，小裁缝也没有太坚持让我们留在她那里。我想她熬了一夜，可能是累坏了。
早饭之后，阿罗和我走上了孤独的归途。一接触到清晨潮湿的空气，我们发烫的脸立即感到一阵惬意的清凉。阿罗边走边抽烟。山道蜿蜒而下，俄而转又上升。我搀扶着病中的阿罗，因为坡实在陡得很，阿罗身子又虚，实在走不太动。地面软绵绵的，湿漉漉的；在我们的头顶，树木枝叶交叉，经过四眼那个村前时，我们看到他在一块水稻田里干活；他赶着一头牛，扶着一张犁，正在耕地。
稻田里灌了水，看不见耕后的犁沟，因为平静的水面覆盖了翻耕起来的烂泥，肥沃的耕作层足足有五十厘米来厚。我们的这位耕者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两腿齐膝地陷在烂泥中，跟在水牛后面艰难地前行。那头黑黑的水牛拖着沉重的铁犁，同样艰难地…水前行。初升的朝阳照在他的眼镜上，发出闪闪的光芒。
那水牛的个头不大也不小，尾巴却长得出奇，每走一步，尾巴就甩一下，仿佛故意要把烂泥和脏水往它那个心地善良却又缺乏经验的主人脸上溅。尽管他努力地躲避着一次次的袭击，但只要有一秒钟的疏忽，那鞭子一般的牛尾巴就会抽他一个满脸开花，果不其然，他劈脸挨了一记牛尾巴，眼镜飞上了天。四眼不禁大骂了一声，缰绳从他的右手上松开，犁把从他左手中脱落。他用两手捂住眼睛，大吼一声后，便破口大骂起来，仿佛突然之间眼睛瞎了。他怒不可遏，甚至连我们的呼叫声都没有听见，我们正为见到了他在田边欢呼雀跃呢。他的眼睛非常近视，即便把眼睛睁得大得不能再大，他也无法认出站在二十米开外的我们俩，无法把我们跟正在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区分开来。那些农民见他这副模样，正在开心地笑话他呢。他俯身在水面上，把手伸到泥水里，在四周的烂泥中胡乱地瞎摸一气。他的眼睛，失去了任何的人类表情，鼓突着，像金鱼一样，让我不禁有些害怕。
四眼很可能刺激了他那头水牛的残暴本能。拖着犁的水牛不但没有朝前走，反而后退起来。它似乎想把被它打飞的眼镜踩在脚下，或者想用铁犁的尖头把它砸碎。
我让我的病人坐在小路边上，自己赶紧脱下鞋子，卷起裤腿，跳进水稻田。尽管四眼不愿让我插手他那已经很复杂的寻找，最后还是我，在烂泥汤中摸索了好一阵后，一脚踩到了他的那副眼镜，很走运，眼镜还没有碎。当周围的世界在他的眼镜中重新变得清清楚楚时，四眼万分惊讶地看到，可恶的疟疾已经把阿罗折腾得成了什么样子。
“你都没有了人样，我的老天！”他冲阿罗说。
由于四眼没法撂下手中的活，他提议我们去他那里休息一下，等着他收工回去。
他的屋子位于村子中央。他的私人用品是那么的少，同时他又那么在意地表现出自己对革命农民的彻底信任，所以他的大门从来都不锁。这房子原来用作谷仓，跟我们住的房子一样，也是个吊脚楼，但是那上面还有一个用毛竹片铺成的晒台，上面常常晾晒粮食、蔬菜或者辣椒。阿罗和我，我们便坐在晒台上晒太阳。不一会儿，太阳就钻进了山背后，天也开始变凉。阿罗身上的汗水一旦收干后，他的背，还有他那瘦瘦的胳膊和腿脚，就变得冰凉冰凉。我找到四眼的一件旧毛衣，就拿来披在阿罗的肩上。毛衣袖子围住了他的脖子，就像是戴了一条围巾。
太阳又从山后面露面了，但是阿罗仍然一个劲地喊冷。我又转回房间，来到床前，拿起一床被子，这时候，我又生出一个想法，想看一看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别的毛衣。在床底下，我发现了一只很大的木头箱子，看那样子，像是不太重要的什么货物的包装箱，它有旅行箱那么大小，但是更厚些。几对箩筐，几双满是污泥的破鞋，堆在那箱子上。
当我在飞扬着尘埃的光线中打开箱子时，我看到里面都是一些衣服。
我在衣服堆里扒拉着，想找一件稍微小一点的毛衣，可以套在阿罗那瘦小的身躯上，这时，我的手指头突然碰到了某种软乎乎的东西，又滑溜又柔和，它立即使我联想到女人穿的麂皮皮鞋。
不是；那是一只小皮箱，在几缕太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一只小巧玲珑的皮箱，皮子很旧，却很精致，一只散发着遥远的文明气息的皮箱。
它锁着，三处上了锁。它的重量跟它的体积比起来稍稍有些重得出奇，但是，我却怎么也猜想不出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12．怀念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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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夜幕降临，四眼终于从那一番跟水牛的搏斗中解脱了出来，我赶紧问他，那个箱子里装着什么宝贝，值得他藏得那么严实。让我吃惊的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一起做饭的时候，他始终一反常态地一声不吭，尤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他的皮箱。
吃饭时，我又提起了皮箱的事情，但是，他始终没有多说一个字。
“我猜那里头一定是书，”阿罗的话打破了沉静，“你小心地掩藏它，你特地用锁把它锁得紧紧的，这本身就暴露了你的秘密：它里面一定装着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