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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接纳为外籍院士。
李约瑟在抗战后期写给鲁桂珍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我初到这里以来，
你们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
庭和市集生活，亲眼看到一个在崩溃中的社会的苦难，它等待着即将来临的
黎明。”为了深入生活，他历尽辛苦，“有时候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
有时睡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蜥百足虫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
鼠。”“但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到1945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拥有6名英国科学家和10名中国科学家，
他们竭尽全力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供给必需的图书报刊，还组织中国科学
家和盟国同行间的接触。
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也给他带来很大变化，使他心情安宁平稳，不再像
过去那样总是急急忙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可以说，
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连取号也取“十宿道人”——“十宿”是中
国最古时对约瑟（Joseph）的译音。在此之前，他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的 ‘中国金丹术’部分的四个分册时，为自己取了“丹耀”的别号，
它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道士们在外丹炼丹术上的化学成就以及内丹炼丹术在
生理学上的特殊功能表达的敬佩而择取的。后来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得
意的雅号“胜冗子”，他后来解释说：“冗”字的一个义项是“混乱繁复的
事物”。“胜冗子”的意义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每当我开始新的一
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体验到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中充满了误解、错
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
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膜衣而逐渐呈现出来。……许多对象，当它们刚着手探
研之时，对我们来说确乎是如此。” 《中国科学技术史》每一章的编写都需
要李约瑟理清他所收集的大批冗杂的文献资料。
六、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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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李约瑟在中国被聘请去巴黎建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的自然科学部，这个组织原先取名“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
（UNECO）”，“科学”两字是在李约瑟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加进去的。早
在1943年他便有设立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作机构的设想。这职位正合他的想
法，因而欣然赴任。为此他曾周游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欧
洲，到处与科学界、政治界有影响的人物商议此事，并在重庆发表过三篇专
题备忘录。他所要建立的自然科学部的任务之一，是在世界较不发达地区成
立几个实地科学合作馆，开展工作；同时对加入各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提供经
济援助。李约瑟在该组织工作两年后回到英国剑桥。以后又担任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顾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改称为英国文委
会办事处，因后继无人，作风顿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机构就被解散
了。
回到剑桥后，李约瑟的生活与过去大不相同。以前他整天呆在生物实验
室，现在则主要是在学院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了。他在那里负责了两年
图书馆工作。当他发现图书馆里“外界世界”的书籍不足时，就花了大笔钱
去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书，以及关于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书。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对中国
人的生活习惯也有了感情。例如，他特别喜欢中国人的“蓝色”，在剑桥的
时候，就经常穿一件这种蓝色的长袍子；他曾买了一辆名厂的蓝色新汽车，
但却不喜欢它的蓝色，于是又将这辆车改成景泰蓝那样的“蓝”色。
李约瑟除了讲授几门生物化学课和出席系内一些有关生物化学的会议
外，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兴趣
也愈加浓郁，于是他决定撰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在谈到编写这部书的起因时讲道：“中国对西洋人来说是一个疆
域辽阔、古老富庶而又有卓越文化的发源地，但对于这一文化知之甚少，在
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文化同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样，
都是迄今仍然生存着的伟大文化，至于其成就与其重要意义则茫无所知，他
可能想到的是关于它的时事，最多是过去半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东山再起的影响。一个西方人，他可能信服 （正如李约瑟的巨著《中国
科学技术史》所指出的那样），在基本性的发明中，印刷、纸、磁针都源自
中国，也许还可以加上火药、眼镜或制作陶瓷的转盘；除此以外，他们就觉
得模糊了。一个西方人也许会有这么一种印象：中国人根本上是讲求实际的
人，有能力完成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创新，但这些创新，没有一样是他们所谓
的科学的。即使他觉得有一些也许可以算作是科学的，但也会怀疑它们对西
方曾经有过什么深远的影响。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目的，过去是、今
天仍然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观念，打破这种无知，肃清这种误解，把人类努
力的不同源流归结到一起，使能发现，他们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万流归宗
的。这项工作很艰巨，却又是必要的，有价值的，而且是急需的。”
他还记述道：“留居中国的四年岁月，注定了我此后的命运。从此以后，
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有关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
药的历史专书而外，别无容心。我这一本书当初的想法只是纤薄的单卷独本，
然而历史的发展决定不是那么一回事。起始从科学的系统而轻而易举地将整
个领域分为7卷——这个安排我们仍坚持不移，可是资料的整份聚积成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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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迫的需要，以致各别分卷又茁生各成六帙，于是这一事业最后完成时，可
能得要确确实实的20卷光景了。”
正当李约瑟准备全力以赴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1950年6月，
朝鲜爆发内战，随后美国介入，中国政府提出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参战。战争中美国肆意使用细菌毒气弹。1952年，李约瑟参加了国际调查
委员会，调查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细菌战所受到的指控，委员会
受到一批美国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大力支持。李约瑟的身份是委员兼秘
书长。他不顾英美两国当局的警告，而且一度身受英国政府取消其威廉·顿
爵士生化教授职位和处以叛国罪的威胁，大义凛然，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抛
掷细菌炸弹的真相，使美国政府十分狼狈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显示中国抗美
援助的正义合理，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两国前线战士的斗志，为抗美援朝做出
了贡献。但李约瑟却因此遭到迫害。回英国后，他遭到多方面的辱骂和攻击，
过了好久才缓和。美国政府不欢迎他访问美国，也不给他签证。当时，除了
生物化学系的同事和基兹学院的一些院士以外，很多以前在剑桥大学的朋友
都回避他，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和反对李约瑟的，各占一半。由此可以想
见他的处境。但是他当时的这份调查报告，却成了现在一切有志研究生物战
史者的“必读材料”。可以说，他参加这次调查是他在抗战时同中国科学界
结成友谊的直接结果。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地给予了
支持。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李约瑟的性格。他们从朝鲜归来的途中，由于公路被
炸，车辆只能单向通行。李约瑟作为一位剑桥教授，却毫不犹豫地跳下车，
当了一阵子鸭绿江桥上的交通管理员，指挥两方来往的车辆同时通行。
在他调查朝鲜细菌战期间，他并没有停止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当时
英国的所谓汉学家，大都对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抱有很大怀疑，他们中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科技贡献微不足道，不值得小题大做，有些人则认为只有
他们汉学家方能完成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些都是李约瑟所面对的困
难。
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次设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如前所
述，随着新中国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强国，李约瑟对于她的
文明及其对世界的一切贡献的好奇心，增长得远远超乎意料。不论怎样，即
使具有一个比纯从当时政治情况更有长远观点的人们，在好多方面取传统博
爱人本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明者仍然占有优势。研究科学、工艺与医药在中
国文明中怎样发展起来的历史引起了充分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为此设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开始时，李约瑟唯一的援助得自西欧汉学家的著作，少数几个前时代的
中国学学者（汉学家），如古辅瑞、沙畹、翟理思、伯希和、马伯乐。当工
作顺利开展后，他每周能收到一尺高的新书，如论述宋代的灌溉，晋代、鞑
靼的文官制度，关于道教等，国际上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发展很快，对李约瑟
等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个庞大事业的规划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人类历史上成千个疑难问
题。为此李约瑟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巨大厚实的情报档案与检索工具的资料
库，他收集的资料装在文件夹子和索引纸盒里，远比以后编成的巨著《中国
科学技术史》卷帙多得多。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东西科学史图书馆的资料。
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情报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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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书物。由于中国发明印刷术远远超前于欧洲，印成的书籍的数量很丰
富，当然也有很多是手稿。每门科学都有历经许多年代的一系列重要书籍，
除此之外是古代辞汇书刊，好些重要情报保存在那里面。再者，宏伟长帙的
历代史书，也为其他文明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许多有关天文、时历、声学以
及成千上万在科学、工艺技术和医药方面有卓越成绩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第
二来源是专门的科学史著述，绝大部分是中文著作，但是牵涉面都很狭窄。
例如有很好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与医学史，而机械工艺、植物学、
动物学或药物学的，几乎一无所有。还有所谓域外文献，不仅限于日文、朝
鲜文、越南文等东亚诸国文籍，也兼及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阿拉伯文、
希腊文、拉丁文与其继起的欧洲语言。他们全部通力合一地协作也不能掌握
所有这些语文，必须依赖于翻译，依赖于卓绝的语言学家和精诣的文化顾问
那么一支强大的队伍。
文字证据远非他们作品的唯一源泉。绘画、图片，无论是坟墓里和寺庙
里的石刻或墙壁上的浮雕，如壁画，或书本中的木刻插图与各种复制品，都
是他们广泛的取材场地。李约瑟和王铃曾经从插图实物里看到轴舵（船尾
柱），他们精心考证，确定其创制于三国时代。几年以后李约瑟和鲁桂珍见
到广东一座汉墓里的船模而确证其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完成。
最后是生活传统。他们查遍有关中国传统习俗的书籍，甚至到中国亲身
体验。这里，以往众多旅行家的游记成了他们的必读物。为索取大量资料，
他们在剑桥的总部“科学史图书馆”里翻阅资料。除此之外，剑桥大学本部、
各学院、各系科的图书馆，可供他们随时利用，再不够的话，还有英国博物
馆以及全世界各国的许多图书馆。
从一开始，李约瑟等就感觉到，要使这一探险获得成功，无论欧洲人或
者中国人单枪匹马总归不行，谁也不会独自具备那么广博浩大的知识面，合
作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始编写的最初9年里，王铃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王铃
后来曾担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是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认识
的朋友，当时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攻火药史。1957年
以后，李约瑟的主要合作者是鲁桂珍。鲁桂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局工
作多年之后与李约瑟相处。他俩工作了20多年之后逐渐认清，即使他们二人
都能活得像创世纪上麦秀希勒 （据说活了969岁）或者中国彭祖（800岁）
那般长寿，也无法全面完成目前待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小组吸收了散布
在全世界的 20多位合作者，例如澳大利亚格里非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何丙
郁，在炼丹术与古代化学方面给以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
肯尼斯·鲁宾逊在物理声学方面给以帮助。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中国抗战
期间与李约瑟同在重庆，虽然她本人一贯忠诚于攻她的生物化学专业，但对
李约瑟的编书计划始终给予鼓励和支持。
这样汇集百家、贯穿古今的宏伟编写规划绝非肤浅仄陋的“专家”们所
能设计，必须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通才才行。李约瑟提出写好《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人应具有六项条件：1。科学修养；2。科研经验；3。熟谙欧洲历史；
4。中国人民的生活经验；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6。中国学人的良好协作。实
际上最紧要的是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科学的热爱。
应该指出的是：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就是他们能
让一位生物化学教授去全力以赴从事汉学和科学史这类同他所在的系的学科
无直接关系的研究计划，这在其它大学是难以办到的。此外，这两所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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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切磋方面也有许多优点。有一次，李约瑟为要解决一个有关植物学的问
题，就约请了希尔博士到他的书房共饮午茶。当遇到炼金术问题的时候，李
约瑟请来了剑桥的一位冶金学专家查理士共进晚餐，向他求教。
李约瑟对中国的友善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他的工作得到了新中国
领导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李约瑟1942—1946年在中国的4年间结识了许
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朋友。其中之一是郭沫若，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述计划，多次安
排他访问中国，并对他放宽古籍出口的限制。在经济方面，中国科学院订购
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若干册，并提出，李约瑟如能找到适当人选做他的受
薪助手，中国科学院可以替他支付年薪500镑。50年代，500磅相当于当时
一位大学助教的薪俸。
李约瑟多次访问中国，或与李大斐同行，或与鲁桂珍同往，或一行三人，
每次都带回一批书籍。李大斐与周恩来总理很熟悉。1974年访问北京的时
候，毛泽东主席刚好也在机场，他还向李约瑟打招呼说：“您就是李约瑟吗？”
李约瑟虽在中国获得厚待，但从不滥用权利，他尽量不将善本书带离中国。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几次接见了他，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赠送给他珍
贵的中国图书。从1952年起，他应邀来华已有五次（1952年、1958年、1964
年、1972年、1978年）。1981年又来中国，是解放后的第6次，每次都经
历大半个国土，到处走访科学界新老朋友，搜购新旧书物，主要是为了更好
地完成他的心愿——他的宏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中国人民息息
相通，心情与共。“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受到冷淡和误解。1978年从北京
到上海，重见了旧日故交，他推心置腹地说：“这回才能见到了你们。前次
来中国问起好些老友们，都是一问三不知，回答是不知下落，甚至是业已死
亡。这一次，却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你们。气氛截然不同，我们就有了重新
欢聚的机会，真使人快慰。”这是他由衷之言。他还说正因为当时英政府撤
了他生化讲座与主持官办的生化科研机构的职，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专
门从事中国科技史这个他所喜爱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