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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库兹五英尺远的地方，斯洛克姆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也许是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不用去握库兹已经伸出的手了。斯洛克姆试图想控制事态的最新发展：一个高大、威严的辩护律师穿过隔离带，看上去就像在为那些围观老百姓的利益发表演说。斯洛克姆的嘴张开一厘米，又合上了。
情况不妙。
“还没决定吗？是吗？也许我可以帮忙，”库兹奚落道。他用词礼貌，更聪明地是语调也显出敬意。但每个人，特别是斯洛克姆，都知道这是奚落。
斯洛克姆又一次张开嘴，但还是没出声。最后他咕哝了一句。“我正在这儿调查一宗很离奇的命案。”
库兹迅速回答。“您真好。作为一名纳税人，您如此……尽责，我要为您鼓掌。但此刻命案发生地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吗？您知道的，手头的问题，简单得很。”库兹弯下腰，冲坐在警车后座上的黛安娜笑了笑，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斯洛克姆身上。“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库兹的声音穿过12月凝重的空气，就好像他正在环球剧场伦敦著名大剧院，因上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于世，已成为英国文化象征之一。中央舞台上演一出悲剧。
“她没有被捕。”
“啊，但我问的不是这个，对吧？”他愈发显得像《亨利四世》里的奥利维尔英国演员、导演，扮演过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曾在《亨利四世》等剧本中演出。。“我在问您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我听不清斯洛克姆的回答。我猜他说的是“目前，她……嗯，要留下接受问话”。
“感谢您澄清了这件事。不过从现在起，她将正式拒绝您进一步问话的请求，所以依我看，她随时都可以走了吧。”库兹弯下腰，摆出一副注视警车后座的架势。他又装出很恐惧的样子问道：“她被铐住了吗，斯洛克姆侦探？”他报出了贾里斯的姓，这样一来，周围的民众就知道谁是被嘲笑的对象了。要是他接着读出斯洛克姆的警徽号码——如果他戴了的话——我也不会吃惊。“这怎么可能？她真的被铐在警车后座上了？难道你打算带她去监狱登记？”
“她不与警方合作。”
库兹伸出手腕，用最浑厚的男中音反驳道，“是吗？如果博尔德警察局选择这样的方式对待守法公民，我也会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拒绝跟警方合作。”
“梅特林先生，”斯洛克姆恳求道。
那时，我倒是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产生了一丝同情。库兹做得有点过火了。
库兹对斯洛克姆的恳求视而不见，他故意伸出手腕，展示他那法式翻边袖口，看看斯洛克姆敢不敢给他再戴上一副不那么雅致的“袖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铐上？难道现在对待公民行使默哀这种宪法特权，政府部门就采取这种政策？”
我敢说当时贾里斯·斯洛克姆最想做的就是把库兹·梅特林铐上，但五十几个围观者迫使他按捺住更出于本能的冲动。
显然，在和他的搭档合作时，达雷尔·奥尔森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洞悉斯洛克姆是否将与博尔德的任何一个居民发生冲突。达雷尔再一次沉着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冲上前，一把拽住斯洛克姆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那边——远离库兹——跟他面对面争论了半分钟左右。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不管达雷尔·C。R。奥尔森在吼什么，我对他的敬意已无限膨胀。待两位侦探交涉过后，斯洛克姆走上门廊，大步跨进了汉娜出事的老房子。
奥尔森走到库兹跟前，压低声音带头与他讲话，希望他能消消气。他说话时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就像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尽力安慰同伴。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至少讲了一分钟。
库兹回答时却没有压低声音，仍像在做精彩的演讲一样。“不，侦探。不是过一会儿。是马上。我要你们打开我当事人的手铐，放了她。就现在。朋友的死已经让她悲痛欲绝。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她的痛苦。我向您保证今晚的问话到此结束了。”
奥尔森微微低下头，又说了一遍什么。看来他还是坚持表现得恭恭敬敬，试图给这次冲突稍稍降降温，但尽量也不完全顺了库兹的意。
听到达雷尔再三恳求，库兹想了想，还是决定不答应。他说：“就现在，侦探。”库兹指着老房子和贾里斯·斯洛克姆，口气平和了很多，他压低声音说，“那个人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我理解你，但仅此而已。现在就请放人。”
奥尔森摇摇头，搔搔耳朵，双手插进口袋，对利曼警官咕哝了些什么。然后他微微点点头，从库兹和警车边走开了。
利曼打开警车后门，把黛安娜扶起来，解开她手上的手铐。如果把黛安娜眼中的怒火聚集起来，足以点燃街对面的蜡烛。
库兹向他的当事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小声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黛安娜又流下了眼泪。她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大声号哭道：“天哪，汉娜死了！”
拉乌尔说：“就这样了？”其实他要说的是，“结束了吗？”
我说：“暂时。”
6
我和黛安娜没去成拉斯韦加斯。
汉娜·格兰特的骨灰是在周二埋葬的，葬礼在市中心一个教堂里举行。我在博尔德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研究心理健康的同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我非常理解警察为什么会因此而不知所措。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尚未找到线索。劳伦断言，即使再过一星期，调查也只是原地打转。我的朋友萨姆·珀迪是博尔德的侦探，他通常不与像我这种无权知道案情的人讨论重大案件，但听我提到汉娜时，却转了转眼珠。
这一举动对我来说意味深长。
一天深夜我们通电话时，他向我坦白，“我们听到的都是废话。”他就说了这句。
劳伦发誓说要对我保密，但还是透露斯洛克姆和奥尔森没有找到证人，无法证明这是起谋杀案。汉娜出事当天，没人看到她离开位于博尔德南部的公寓，但她很早就到了拉利斯伯特健身中心健身，并在8：30前离开。时间点基本可以确定。两个目击者记得更衣室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汉娜洗完澡回来时曾被另一个女人的运动包绊了一下，两人都重重地摔在地上。有关汉娜做完运动，开车离开前更换衣服的时间，这两个证人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件事她们也十分肯定。汉娜摔倒时，头肯定撞到了瓷砖地面。有人想帮忙拿些冰块。但汉娜谢绝了；她说她没什么事，要去上班了。
没人看见她到过办公室。几个在出事当天有预约的病人主动去找警察谈话，把凡是对调查有用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
侦探想不出任何谋杀动机。从汉娜的私生活里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她的财产分文未动，工作记录中也没有病人的正式投诉。
警方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事实上，他们拥有的证据太多了。这栋小小的办公楼里满是指纹和脚印。每周都有几十个病人在这儿进进出出。
头发？纤维？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找到这类东西，越多越好。显然，汉娜的强迫症倾向使她过于强调“干净”，而忽略了“整齐”。调查人员因为汉娜家务管理上的缺陷伤透了脑筋。如果要利用脚印证明的确有人闯入的话，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就得先把所有常客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最起码要取得所有这些人的指纹及DNA样本，其中包括汉娜和玛丽·布莱克所有的病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比如说送信的那个女人、发送特快专递和联邦快递的那些人，还有附近珀尔大街餐馆里刺着文身、打着耳洞的送外卖的小孩……
玛丽·布莱克是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与汉娜在一栋楼里工作。她拒绝向警方提供病人名单，坚持说医生有责任替病人保密。黛安娜受汉娜的委托在她死后替她关闭诊所，她也拒绝向警方提供汉娜的病人名单，也说有责任替病人保密。当警方催逼她交出名单时，她就把库兹·梅特林拉出来帮她解围。
而对于自己是否要提供信息，黛安娜举棋不定。汉娜出事那天贾里斯·斯洛克姆对她的所作所为使她尤其不愿跟他合作。但为了找出与汉娜的死有关联的人，她又不惜一切地希望能提供帮助。至于汉娜病人的名单，黛安娜认为斯洛克姆根本没有资格过问。
出事八天后，博尔德的验尸官公布了一份报告，之前汉娜的死因一直被警方定为“可疑”。验尸官确定汉娜的头部曾于不同时间受到两次重击，并认为汉娜的死因在于头部外伤导致脑出血。他把她的死亡方式归为“未定”这类。他认为，与平滑表面撞击产生的危害，如拉利其瓷砖地面，并不能导致汉娜的死亡。汉娜的死亡是由第二次撞击引起的，而这次撞击来源不明。
事故当天早上，她曾在健身中心摔倒过，这两次撞击有可能是那时不小心碰到的——一次撞在瓷砖地面上，另一次撞在别的什么上面——或者两次都是由袭击者故意击打其头部所致。萨姆看问题很敏锐，他提醒我还有第三种可能：第一次是在俱乐部摔跤所致，第二次，也是致命的一击，是汉娜在办公室遭人袭击所致。
黛安娜先听到了验尸官的报告。她总是先听到小道消息。我不知道她在验尸官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但星期五一早，她就到办公室来找我，当时我们正好都没病人，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可能是有人杀了她，艾伦。天哪，可能是有人杀了她。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她哭了，我抱住她。自从汉娜死后，我已经记不清这样子有多少次了。她的泪水并非无穷无尽，但的确是呼之则来。黛安娜悲伤起来，就像八月的季风。之前之后都是晴空万里，丝毫没有预兆，难以预料。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问题在之后一阵子，黛安娜每天都要问十几次。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我想不出答案。我安慰自己：汉娜也许只是死于意外，只是健身俱乐部更衣室里一次可笑的意外事件造成了不寻常的后果。
但警方又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为什么汉娜的手提包会在办公室地板上？她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为什么汉娜的尸体会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她并没有理由去那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她的衬衫前襟会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光明节犹太教节日，始于12月25日，延续八天。到了，圣诞节也更近了。
天气变冷了，要找出汉娜的死因也愈发困难了。
媒体对这宗案件的兴趣很快减弱，汉娜的死虽众所周知，但很快变成了，也许一直就是——一场个人的悲剧。
7
如果你碰巧不喜欢购物，不喜欢在圣诞节后疯狂采购打折物品——就像我——并且恰巧你那天不用工作——那是个周末，我不工作——那么，圣诞节后那天你就可以好好睡个懒觉。
或者也许——如果雪神与滑雪仙子串通好，在比弗河上游倾倒了十英寸厚的雪花香槟，你要好的朋友又慷慨地邀请你们去她的巴彻勒峡谷滑雪别墅免费住上两天——那么，圣诞节后那天则可以好好玩一玩。
我和劳伦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滑雪用具、冬装以及许多已经用了三年的随身物品打包完毕。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了，本来还指望能避开滑雪前的交通高峰，因为冬天通向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七十号州际公路一向都很堵。劳伦在为我们还没睡醒的女儿格雷斯准备早饭；我则负责把东西都搬上车。当我再次回到厨房，想把冰盒推进车库时，劳伦问，“看到了吗？”
“什么？”
她指着厨房里的小电视机，频道被调到了当地的电视台，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滑雪地的交通情况。为什么要知道？我也说不清。如果交通很拥挤，我们会走七十号州际公路进山，如果交通很顺畅，我们还是会这么走。她说：“看屏幕下面。”
我想她指的是滚动字幕，这玩意儿搞得我该看画面时视线却老被它吸引过去，当它讲的是当天的什么重要新闻值得一看时，我又总是视若无睹。从我第一眼看到这些字幕，我就发现自己没法边读这些滚动的文字，边留意屏幕其他地方。我很早就下了结论：我不具备二十一世纪的头脑。
我抱起冰盒，天晓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重得要命。我踉踉跄跄朝门口走去。“没，没看到。”
“说是——”
“博尔德警察局传来惊人的消息，”早新闻主持人打断了她的话。听到这段新闻导语，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但我又只顾看字幕，因此搞不清两个主持人中到底谁在讲话。“表面看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表面看来，真是难以置信，在博尔德又有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我们正派记者赶赴现场，马上就会带回更多的消息。琼？”
琼说：“对，真难以置信，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对于不熟悉博尔德的观众来说，这儿就跟上次一样，没怎么变，那是八九年前了吧？我们会马上获取更多详细资料，休息片刻后，将为您继续报道。”
劳伦说：“我去看看格雷斯。”
“我起床时去看过她了，亲爱的，她很好。”
“我也看过了，不过还是再去看看吧。”
她匆匆跑向格雷斯的房间。我把冰盒放在了地上。
又一个博尔德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
劳伦踮着脚回到厨房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格雷斯没事，”她说。
“好。”我搂住她，轻轻拍拍她的屁股。我们的女儿没有在圣诞夜失踪，然而在博尔德的其他某个地方，有对夫妇就不能这么说了。
“他们找你了吗？没吧？”我问。博尔德每天都得有个检察官随时待命，以防发生什么紧急事件，需要地方办事处派代表出面。偶尔，上头会命令劳伦赶赴犯罪现场，比如去小女孩失踪的现场。
“没，没有，”她边说，边从我的怀中挣脱开去。“如果由我待命，我就不能离开市里了。你清楚的。我去叫醒格雷斯好吗？”
“让我先把东西放到车上再说。她多睡一会儿，我们也能省不少心。”
一小时后，我们已沿七十号州际公路经芒特弗农大峡谷进山，与我们同行的车至少有一百万辆，或许是两百万辆。每辆车上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为了避开交通高峰一大早从被窝里爬出来。这情形，我肯定能想出哪句话来讽刺一下。
车后，格雷斯坐在那把她专用的高科技安全汽车座椅上，翻着一本厚厚的有关博学小狗的硬纸板书。她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劳伦坐在我旁边，不断地调着收音机频率，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那个失踪的博尔德小女孩的最新消息。我其实不在听收音机，一方面，虽然格雷斯的自言自语除了她自己没人能明白，但她实在太可爱了，让人难免想仔细听听她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些电台主持人谁也不知道最新情况，他们在节目里讲的都是另一个在八年前的圣诞夜失踪的小女孩。
这些节目不断地重提旧事，我早就不收听了。
“是个少女。据说今年才十四岁。”这时，渐渐听不到丹佛电台的节目了，没办法，在山谷里总会失去信号，劳伦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情况。“她父亲今天早上去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他们本来也计划今天去滑雪。跟我们一样。和格雷斯也一样。”
我想，在家时，我们的格雷斯可是躺在床上的，我感到一股寒气沿脊椎往上蹿，肩膀和脖子直起鸡皮疙瘩。如果她不在床上的话……？
我安慰自己这回并不像上次的失踪事件那么可怕。没那么可怕。
上次失踪的那个女孩才六岁。
上次有人在楼梯上发现了一张可怕的字条。
我自我安慰说，六岁大的孩子不会自己跑出去，事实上也不可能自己跑出去，更何况是圣诞夜，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事实。但我又提醒自己，十四岁的孩子倒是可能的。
十四岁的孩子是会自己跑掉的。这个女孩可能就是自己跑掉了，很有可能。
六和十四这两个代表两个小女孩年龄的数字排成直线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自动售货机上旋转的符号。它们暂停旋转时，我做了个小小的计算。今天失踪的十四岁小女孩与八年前失踪的六岁金发小女孩恰巧同一年出生。如果那个小女孩还活着的话，这两个孩子或许是同学、朋友，或许会在对方家中过夜。她们两家人或许还曾一起在圣诞节后出去滑过雪。
我又感到一股寒气。
“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