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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话。这些话您早就知道了，而我却不知道。您瞒着我，因为知道这些东西也许太让人受不了。太沉重，会让人自杀，会让人不想承认。所以，还是需要过日常的生活，需要夫妻之间的爱，需要妒忌、刻薄、不信任。重新看了《音乐》，并作了修改，所有那些情景都不要相信：手提箱被扔到了外面；“结束了，我再也不爱您了，您是个大笨蛋。”我挥拳揍您，您说：“扬，求求您，别把我杀死，我身上到处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要报警了。我不想死。”还有，在郊区的小酒吧里喝酒，不固定哪一家；晚上在布洛涅森林中散步；车门用钥匙锁了两道，戒指藏在座椅下：“扬，谁也不知道我们把它藏在这里。强盗们为了抢戒指会把您的手指都砍掉的。”您说：“我在想，人怎么会去卖淫。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您看着来来往往、东张西望的男人、女人和喜欢穿异性服装的人。我们在恐惧中看着，想起了所有那些人。我们和他们一样，因为我们也去那里，在布洛涅森林里。两人一起。
《情人》（6）
是的，所有这一切和剩下的一切都无法说出来；写作和电影拍摄计划、许诺，以及诸如“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然后又改变主意，做别的事去了。必须写作，每天都得去基依伯夫，到拉马利纳酒店去喝一杯，看渡轮从勒阿弗尔那边，从塞纳河的另一边前往杰洛姆港：“看，扬！那艘船多漂亮啊！它在开动，在横渡塞纳河，在忙自己的活，只忙自己的活。”于是，我们也上了渡轮。我们从汽车里钻出来，您站在船舷边。过渡需要几分钟。您看着水，看着塞纳河，看着那条河，说：“湄公河。”
我们上岸，沿塞纳河一直开。有时一直开到维尔吉埃，然后又乘渡轮回到基依伯夫。后来，在一本书中将出现艾米丽，出现一首曾经失踪但全世界的人都读过的诗，出现了她和他，船长及其夫人。“我爱他们爱得发疯。我从来不曾写过这样一本书，如此真实，让人要哭要叫。”
那本书叫做《艾米丽 · L》。
7
对，大家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我们跟大家一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命运是相同的，痛苦是普遍的，人人都有痛苦。只有一种爱。您我之间的爱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您的肉体就消失了，因为您死了，因为您躺在蒙帕纳斯的公墓中。我去那里看您，却又不敢看。我沿着墙打那儿走过。那是个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晚上，门关了，您被关在里面，有人看守着您，就像加尔各答的官邸。在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是封闭的、有人看管的地方。这里也是，刻在石板上的名字有人看守。来访有时间限制。我不敢看您的名字，不敢读您的名字和您的生卒日期。
那是什么意思？
3月3日的两星期后，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五号。我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都死了，那套公寓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提了两个大包，去您留给我的那个房间，它在同一条马路的另一头，在花神咖啡馆附近。“至少您会有个藏身之地。扬，我不想让您露宿街头。”
是的，我穿过马路，来到那个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我感到害怕起来，越来越少出门。我整天吃、喝得更厉害。我吃了几个星期的比萨饼，然后又吃了几个星期的古斯古斯1，接下去又吃了几个月的春卷、越南菜和中式色拉。我不再出门，我害怕了，不想活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杀死，我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不加选择。我看着，我看见了画面，我听收音机。不听法国音乐台，不，只听歌曲，只听一些无聊愚蠢的东西。一切都不错，一切都适合我看。我再也不看书，只看报。我每天出去到报亭买《解放报》和《世界报》。我决定在窗口上吊。我在窗角用皮带系了一个圈，爬上一张椅子，把头钻进圈中。好了，头进去了。试验成功，后来，我又想，身体太重，会把皮带绷断的，或者会把窗框给拉下来。我想，我只会被勒一下，但吊不死。这不是个好办法。我想起了地铁，想起了塞纳河，想起了手枪。但怎样才能买到枪呢？我这副样子怎么去买枪呢？我不能这样出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不洗澡，不刷牙，不洗头，脸也不刮了。人们会觉得我是坏人。脏兮兮的一定看得出来。脏兮兮的衫衣，脏兮兮的被单，成堆的报纸，红酒瓶、白酒瓶、玫瑰红葡萄酒瓶，所有的瓶子都扔在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月后，地上几乎全是报纸和酒瓶。无处落脚。但剩菜剩饭我还是扔到外面去。我想，至少不要搞得臭气熏天。我头脑十分清楚，有一点点醉，醉得恰到好处，可以随时睡着。再也没有白天，没有时间，没有黑夜，我生活在那堆垃圾中。这句话很贴切：我就是一堆垃圾。这对我有好处。我至少是一堆垃圾。我什么都不想。我不想您。有时我想起您，我便说应该去公墓了，上坟，拿掉枯萎的花朵，整理一番。我上不了公共汽车，上不了出租车，无法横穿圣日耳曼大街。我怕跌倒，怕遇上什么人，怕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怕别人问我情况怎么样。是的，很好。我都不会走路了。快关门了，我才迟迟来到烟草店。我要抽烟，这使我不得不去那儿，不得不穿过大街，去买一包本森牌香烟。我浑身发抖。我怕自己走不到那里，然而，我每次都能走到那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有烟了，可以抽上几天。那个年轻的中国人马上会给我送酒来。还好，我还没有自杀。我甚至不再想自杀。我躺在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里的东西。一切都好。我活着。谁会到这里来找我？我关在这个垃圾堆一样的房间里而您却不在。这不是抑郁，不，仅仅是一种疲劳，巨大的疲劳，一种自“80年夏”起就产生的疲劳。这完全是由那种生活，那些书，由您，由我，由我们一起生活所引起的。
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我没有工作，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对付。我不知道没有了您，一个人怎么办。我不想没有您，是这样。我不想跟任何人，甚至跟我自己谈起您。我不会真的忘记您，但离那天并不远，因为我厌恶极了，以至于不想看您活着的样子。我回忆起您在巴蒂尼奥勒太平间时的脸，回想起穿着绿大衣和浅色皮鞋、一动不动的躯体，这些我都看见了，它使我确信：您的确死了。您的肉体消失了。再也没有身体要照料、要洗、要喂东西、要抚摸、要爱、要哭、要笑。再也不必奉献了。您的躯体再也不会碰我，把我死死地搂在怀里了。
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还活着，而您已被埋在蒙帕纳斯公墓那个极深极深的洞穴之中。我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离开尸体。不能把它留在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哪儿都不能留。能拿您的尸体怎么办？您一经证实死亡，我就忙开了。得把尸体搬走，让它消失，不该让任何人看见。得由殡仪馆来负责，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知道怎么做。至于我，已经结束了。我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我让您离开了。
现在，我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房间里，您在蒙帕纳斯公墓。这样说吧：您不在了。身体毫无用处，它不是人。尸体毫无用处。
我的身体虽然没有洗，但毕竟是个活物，因为我能吃，能喝。我没能自杀，我不能自杀。不管怎么说，古老的禁令仍在：你不该杀人，你不该自杀。
我不说话，不思想。然而，正是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救了我，使我每天都这样想：明天再说吧，看看有什么办法结束这一生。我不痛苦。一点都不痛苦。我不再哭了，除非当我在电视中听见您的名字，在报纸上读到您的名字或看到您的照片，伽利玛出版社的第四期通讯上有一张您的照片，《世界报》第一版也有里夏尔 · 阿韦东拍的一张照片。我看见了您的目光。您看着正前方的目标。这目光是如此栩栩如生。您谁也不看，也许是在看我，因为此时此刻，是我在看您。谁知道呢？不，我觉得您茫然若失，目光看着看不见的东西，您并不在人间。我仍看着那张照片，我把它剪了下来，贴在床对面的墙上，然后不再看您。
我在这儿。我活着（1）
我发现，对您来说，只有写作是重要的。我完全弄错了，爱情从来就不存在，那都是被书逼的。我对您来说一钱不值，是个窝囊废。真的。
1996年3月3日前的几个星期，您曾说：“对我来说，死，没什么，但对您来说就严重了。您会发现，没有我，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几乎难以忍受。”
是的，确实很艰难。远不止艰难。您呢，没有我您怎么办？怎么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生活？我不知道。我呆在这个越来越脏的房间里，我不再下楼倒残饭残菜，房间里已经有臭味了，有苍蝇，还有小虫子。我门窗紧闭，不再去报亭买报纸。算了。只有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每天晚上七点左右送东西来，一碟菜，两瓶红酒，还有香烟。我用信用卡付款。卡还能用，里面还有钱。在这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空酒瓶，多得我不时地摔跤，在酒瓶上滑倒。我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我等待着。您的脸慢慢地开始消失了，但我全然不知如何结束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再想象，酒弄得我昏头昏脑。我胃疼，火辣辣的，想吐，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脏东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您在蒙帕纳斯的那个洞穴里，在那个墓中。没有任何人照料您，这我可以肯定。那里会变得跟我这里一样，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我得出去。我许诺，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利普大厦前面搭出租车，我要穿过马路去那儿。这没什么，我做得到。我有墨镜，不会有问题的。准备外出的时间拖了很久，后来，又不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下不了楼梯，我会摔倒的。我去不了公墓，哪儿都去不了。我留在房间里，重新睡觉、喝酒、抽烟。我等待着。什么也没等到。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7月30日，我说，既然我没能自杀，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既然我不会饿死，仍然活着，那就是说我应该活着。我活着，根本不想自杀，我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真蠢。突然，我讨厌起这种蠢举来：竟如此生活在这种肮脏之中，生活在这种垃圾里。要一块白汁小牛肉，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洗澡，洗头。做完这一切后，我又恢复了原样。变得很突然，很明显。
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流着泪，说：“来看我吧。”她第二天早上就来，和我的继父皮埃尔一块来。他们从洛特－加龙省开车来。我预先告诉他们：“我重了二十公斤，三个月没刮胡子，浑身发臭，得扶我下楼。”母亲说：“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其他什么都没说。晚上，我开始刮胡子。之所以决定刮胡子，是想让人看起来更像样、更像个人一点。还想得到刮脸，证明这个人还可以。我花了很长时间，首先用剪刀剪，然后用剃刀刮。我在浴室里照照镜子，认出了自己，我还活着。母亲要来了，1996年3月3日以后她就在等这个电话。她知道我活着，她要来看我，几小时以后就到。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是个宠儿，绝对的宠儿，没写字，没写书，没写故事。像识字之前一样可爱。在我诞生之前，在字诞生之前。写作，这真没必要。文学其实一钱不值，不应该搞文学，应该干别的事。您在每本书中所干的，您现在仍和我一起做的，正是那种事。运用文字，忘记文学。达到如下目的：真实。爱情。对您和对您的书来说，我应该都是最可爱的人，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要别的任何人。我接受一切。我和您在一起，只和您在一起。您为我而生。胜过任何人。所有的爱情故事，全世界所有的爱都将经历那种爱。哪种爱？什么爱？我不知道。不应该知道。不应该把它讲出来。
1998年7月31日，上午九点，母亲到了。我们拥抱。皮埃尔提着两袋脏衣服，发臭的衣服，我关上门。我走下楼梯，我能走。我惊魂未定。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走路了，汽车停在楼下的门前。汽车发动了。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我们穿越法国，前往洛特－加龙省。我张望着，张望着。看着一切。后来，在高速公路边，我吃了一个火腿奶酪三明治。很好吃。面包是新鲜的。好吃极了。我好像听见您说：“您看，这并不是太难，饿了就吃，您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您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就像现在这样。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没必要自杀。那是幼稚的行为，因为无论如何，死亡是存在的，所以别去惹它。没有意义的。和您母亲一道呆在家里吧。您会好一些的，您会写作。您会写我，我跟您说过这话，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我是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跟您生活在一起。’行的，您会把它写得非常好。很容易写。我敢肯定。但首先应该好好吃，好好睡，忘记一切，忘记我。是的，就这样做。以后，我们将更多地在一起。这一点我敢肯定。爱情将更加深厚，它像我应该能写出来的一本书中的爱情一样，这本书我早就写出来了，您还记得吗？所有这些书，我都无法忘记。那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啊，多么了不起的爱情啊！就像生活中的一样，好像它从未结束，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这样跟您说，扬，事情没完。别再哭了，这没必要。来吧，我们去奥利机场逛逛。我很喜欢奥利机场的夜晚，当飞机不再起降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很喜欢通往奥利机场的地灯。您看，那条地灯的弧线。”
我看着。我们穿越法国，来到了洛特－加龙省。我们甚至看到了标着杜拉斯村名的路牌。我们置身于葡萄树中。我们来到了阿让1。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在那里休养。母亲在那里照料我。我呆在她身边。我出去散步，沿着运河走。我能走。我走着，不那么害怕了。会好的。我远离了恐惧，开始阅读。我读于连 · 格林2的书。我可以阅读了，能够读懂些什么了。行了。我开始说话，和母亲说话。她听着。我们俩一起大笑。我们开着玩笑，一起做饭，一起玩。她也好多了，因为我在那儿，因为我没有关在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死去。不，我没有死。我睁开眼睛。儿子没死。还没有死。我又开始给某些人打电话或写信。
我说着同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我活着。
我在看一本书《忧郁I》。作者是个挪威人。书中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我都能写出来。我打电话到卑尔根1，我问：“您就是乔恩 · 福斯吗？”他说：“是的，我就是作者。”“我是拉尔斯。我是埃莱娜。”拉尔斯疯狂地爱上了埃莱娜。拉尔斯总是提着两个十分沉重的手提箱：他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住在哪里。不知道把那两个沉重的箱子放在哪里。
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到图卢兹附近的一个乡村。我去看一个女朋友和她的儿子。我不敢乘火车，我坐出租车直到拉巴斯唐。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奇迹：巴尔塔扎尔。那是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也许就是那个灰眼珠的小男孩2。也许就是我。我立即就认出来了。他独自跟母亲生活在乡村里，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独自生活在母亲和父亲的爱中。他每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要给在巴黎的父亲打电话。那孩子不仅仅聪明，不仅仅有天赋，不，不仅如此。那孩子十分漂亮。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想说出来，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不想给人以痛苦。同样也不想让我痛苦。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他很羞怯，这是他随时关心别人的结果。他不想以牺牲别人、反对别人为代价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保持善良，不想作恶。他不会作恶的，但有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损害别人，所以，他很小心，小心自己，小心别人，小心我，小心他母亲、他父亲。他在那儿，已经不知所措了。他很孤独，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但他一点都不忧伤：他爱这整个世界。他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天真。
我非常喜欢这孩子。我爱他，我不能把这话告诉他，我会写信给他。这更方便，我会写信给他，就像写信给别人，给我自己一样。
您喜欢这孩子，喜欢巴尔塔扎尔。我跟您一起喜欢他。我们一起看着他。我们为他担惊受怕，我们看着他的眼睛，他那昂得高高的脑袋，“80年夏”的那个男孩的脑袋。
我在这儿。我活着（2）
后来，1998年11月16日，我走了。我决定回巴黎，我离开了洛特－加龙省，离开了阿让这座城市。您父亲曾在那里的师范学校上学。我一直到了杜拉斯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