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业难畚选⑻粞ê土饺橇龊诙矗颐娑缘氖且痪卟徽鄄豢鄣镊槛茫∥颐撬奚崦趴谟辛郊读酱缍嗪竦奶ń祝页鼋甭跎险飧鎏ń拙垢械嚼选Ｎ业Ｐ奈业奶辶φ照庋ト跸氯ィ幸惶旎嵋飞夏切┐硬》刻С鋈サ娜耍っ咴谡饪橥恋厣希蔷陀涝兑布坏侥盖缀团坏郊蚁缌恕：尾怀米偶吐上喽运沙诘氖被宰徘胩角准倌兀∥冶ё磐蛞恢耄蚨硬刻岢隽苏飧銮肭螅硬烤钩龊跻饬系嘏宋乙桓鲂瞧诘奶角准佟�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长夜漫漫
作者：贺捷
1957年8月5日，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赶到我的工作单位——长江日报社上班。一走到报社二楼觉得气氛有异，上到三楼抬头看见基建部所贴“揪出杨万陈反党联盟”的大字报，心头一颤，顿感大祸来临。待我走到四楼自己所在的党的生活部门前，果然“质问右派分子贺捷”的大字报早已贴在墙上。我强压住惊诧和恐惧，把对我的“质问”全部看完，心里暗想：这一下“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昨、前两天，我还在家和妻子儿女过了个愉快的周末，大女儿和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宛如小鸟出笼，唧唧喳喳扑扑腾腾地给家中增添无穷乐趣，刚出生才一个多月的二女儿，也长得健康可爱。可我一滑进右派泥坑，这个家庭便要发生大不幸了。
一下想得这么多，是因为从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火药味极浓的社论开始，我便被抽到《长江日报》反右报道组，参加采访报道武汉地区文教战线的反右派斗争。看了不少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解到一些优秀教师忽然堕落成为右派的可悲处境。
这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已经被停止工作，不能再出去采访，也没有编辑业务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部里的同事出出进进继续给我贴大字报。我想和同事们说说话，有的人勉强搭一两句腔便借故离开，有的人干脆不和我说任何话。彻底孤立右派的战术当日就开始发威。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见了妻子，首先便沉重地告诉她：“我犯了严重错误。”面对脸色发白的妻子，我真是愧疚难言。1955年反胡风斗争时，我因与伍禾、绿原、曾卓同过事，在他们主持的副刊上发过作品，和他们有较多的往来，因而被隔离审查。我的妻子受我的牵累，不久也被审干，怀疑她是“假党员真叛徒”。事情好不容易初步弄清楚，可我又陷入右派泥坑，岂不又使她的问题复杂起来。我知道我已祸延妻儿，但是当时还不曾想到祸延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年，更不曾想到这将促使我的妻子缩短寿命。
1957年的风云突变，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8月5日，就是开始改变我命运的一天。
为什么我忽然在一夜之间由反右报道组成员、党员编辑一下子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仔细思量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一直觉得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其实已经在两年前的反胡风斗争中长了出来。虽然作政治结论说“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属受胡风思想影响”，但是这已符合1957年一篇重要内部指示文章中对右派分子所作分析的成因之一：“他们大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落马的英雄好汉”。
第二，我一直相信当时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说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益的格言”，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我的思想转不过弯跟不上，曾经在反右报道组成立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要我们“放”的，现在又是要我们“收”，“一放一收，失大信于天下”。在这样的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不是其用心昭然若揭了吗？
第二，我觉得党员之间，尤其是同一个小组和支部的党员之间，可以坦率交换看法。故批评党小组长只鼓动别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自己却一句意见也不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已奉命每日暗中记下我的言行，已经知道要“引蛇出洞”，岂肯说什么），还在和支部书记谈心时说过“不要忘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这类大不敬的话。
第四，我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编委会引导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主张以能否胜任编辑记者业务，而不以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为选拔十部的主要依据，要根据报纸工作的特点来培养干部（当时我并非主动要写此文，而是内部刊物编辑再三动员我写的。后来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引蛇出洞”）。
把这些集中起来，我便稳稳当当地戴上那顶“右派”荆冠了。
从1957年8月5日被“揪”出来，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底挨了多少次批判，早已记不清了。最后结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撤销编辑职务，“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久，便下放到东西湖蔬菜一场，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夏天三个冬季，直到1961年才摘掉帽子回到报社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文件下达（文件名称我说不准），1979年3月，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报社党办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改正结论草稿给我看，大意为三点：（1）对肃反斗争（反胡风斗争后来发展为全国全面的肃反）中个别粗暴做法发表了意见，合乎客观实际，不是右派言论；（2）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某些做法有所议论，不是右派言论；（3）对报社内部个别干部调迁发表了看法，属于正常民主生活范围，不是右派言论。这样，当年给我加上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肃反斗争、恶毒攻击知识分子运动、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便给否定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否定了三大罪状后，却在最后一段加上了一个“但是”，大意这样写道：“但是，贺捷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进行了称道。”好家伙，这条尾巴留得实在可怕，它将如武林人物所谓的“罩门”，一旦被对手一碰，轻则浑身酸麻不能动弹，重则终生残废或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一段话，顿觉血气上涌，耳热心跳，当即严肃指出这完全不合事实。1957年指控我称道或者附和了这些话，我百口难辩，今天我要说清楚。所谓称道或者附和“党天下”一说，只是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某系有个医务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刚出护校的年轻护士，共产党员。在这个医务室里，应该是老医生领导，而不应该由这个年轻护士来领导。这就是所谓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真相。至于所谓称道或附和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和我妻子、我哥哥、我姐夫和舅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干嘛要附和什么“要杀共产党”的言论呢？（后来葛佩琦冤案也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得到改正）
党办副主任见我面红耳赤，连声说：“老贺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说：“你知道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吗？二十二年，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革命胜利所经历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准备将来随时可抓尾巴呢？”
党办副主任说：好，等我们研究一下再找你谈。半小时后，她把我又叫到她的办公室，把结论草稿给我看，最后那要命的一段话并未删去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没有”两个字。这就是说没有称道“党天下”和“要杀共产党”。既然没有称道或者附和，一笔抹去不就完了吗，可是他们不。我没有再申辩，提笔在结论草稿上签了名。可是党中央觉察到各地在右派改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留下一条尾巴的情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