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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他主张：“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全国粮、油的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自1952年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父亲为了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天都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父亲认为，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当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便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会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造成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以特殊自居。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认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不但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就连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从而令领导更加全面、主动。
三、反右派斗争正式出台
5月20日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但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父亲更不可能知道，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该文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署名“小雅”，对父亲《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大公报》、《人民日报》先后发了新闻。由于两报发表的内容很简略，且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最后必须被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变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父亲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首次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某某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老从睡梦中被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某某老先生也同时被召见（此前不久，两老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至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谈话。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而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龃龉，他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同意将其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讨论提前印出。6月7日，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攻击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四、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当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从这场斗争中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在会上下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务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各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某某：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某某：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某老，你是年高德助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某某：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有了这种“一切放下”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他经常持着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某某是社务委员，过去常常主动出席，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推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明知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的”，“并不是说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钱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0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你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
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
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五、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
父亲虽然呼唤和风细雨，但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先是千家驹指责他在座谈会上“放毒”，报上还刊出了一幅他与章伯钧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目“宗兄宗弟”。民建中常会随即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6月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