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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作者：戴煌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
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
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2 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