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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回声明》，一时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此时，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一位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社团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学生，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后，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二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相。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真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中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X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纸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所收文章有王国乡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广场》，1994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通通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并且说我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批判葛佩倚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值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女生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得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党委书记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7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我以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两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早些时间写的《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两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做“阴谋家”，谭天荣被称做“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过奖”了吧。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红牌校徽，有的戴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