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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①，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①北京的城墙，在“文化大革命”前才开始逐步拆除。当年新华社门前叫国会街，现在叫宣武门西大街，为北京前三门大街的一段。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11 去北大荒
一
去关外的列车终于启动了。
在我们所坐的车厢里，只有我们这六个人的穿戴特别显眼：狗皮帽，老羊皮大衣，大头鞋，长长的棉猴儿，都是那种“闯关东”的打扮。
据说前些日子，一列列火车拉着中央各部的“右派”奔向东北时，前门车站上曾多次“上演”过真正悲声泪雨的伤心剧。每当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在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今天我们也启程了。看来整个列车上，只有我们这六个人怀有这样的心情，不可能再目睹那一幕幕撕肝裂肺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不过，我们也都多少懂得一点辩证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管别人为何“拿着大顶”看待我们、凌辱我们，我们仍然应该以革命者的气概，在完全崭新的生活中继续不断地丰富自己，在幽暗中追寻光明。
二
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转业官兵，也正在纷纷涌向北大荒。
据说，从1947年起，人民解放军就先后抽调数以万计的官兵，分批进入这世界上仅存的三大片黑土荒原之一。
1954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长王震，又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开发北大荒的报部，并亲自率领铁道兵七个师两万余人，先行挺进北大荒，相继建起了850、851、852、853、854、855直到8511等12个农场。
所以，将离开北京时，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普金对我说：“北大荒的冬季天寒地冻，约半年时间，大家只能呆在屋里或帐篷内御寒，可不要荒度了这段时间。你要把英文课本和《英汉大辞典》等等都带上，利用漫长的冬季好好学习，日后还是用得上的。”
我带了满满一箱子书，事后才知道这成了特大累赘。但在当时，对去荒原中追寻光明还是满有信心的。
信心满怀，但何时才能离开北大荒把英文派上用场，心中没底。在奔赴北大荒的路上，在沈阳转车时，我们有人逛了这座古城，有人游览了清王宫及其东陵与北陵；到了哈尔滨，我们也游逛了这座由“晒渔网的场子”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抵达临时停留的目的地——牡丹江迤东的密山县城时，已是离京后的第四天了。比我们先期到达的新华社保卫科科员王书仿同志——一位仍把我们这批“右派”当作同志看待的年轻人，来到满是转业官兵和一堆堆行李什物的车站，帮我们搬行李。他是专为安排我们的具体劳动场所打前站的。
这里是北大荒边缘的一个小县城，“满洲国”时代被叫做“密山省”省城。它没有城墙，只有沿着十字街排列着的简陋的平房。关内已春暖花开，树技新绿，这里还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戴着厚厚的大口罩和棉手套，穿着厚厚的棉军服和棉军大衣，足蹬志愿军时代的高筒厚皮靴，仍然觉得很冷。
王书仿同志告诉我们：我们将去的是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属下的最早创立也是最大的850农场。其骨干成员是1954年转业的铁道兵850部队的官兵和一批地方干部，基本劳动力是由河南等地发配来的劳改犯。它已有五个分场和一个刚刚建立的云山畜牧场。我们将去的，就是这个云山畜牧场。他正为我们联系车辆，要我们耐心地等一等。
这样，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与来自天南地北的成群结队的转业军官们一样，游手好闲地去逛逛那几条满是冰雪的马路，皮靴或大头鞋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逛累了，就在一家老乡家里的地炕上睡大觉，或到临时接待转业军官们的大帐篷里吃饭。
天气是这样的冷：大帐篷里竟也有零下20多度，流下的清水鼻涕就势一抹，棉手套上立刻就又多了一小片薄冰。“在北大荒动不动就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的古老传说，看来并非耸人听闻的荒诞奇谈。
4月13日，进军北大荒的总指挥王震上将来到了密山，在密山车站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主席台的两边挂着王震上将自己写的一副对联——
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
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
“密虎宝饶”，就是紧挨乌苏里江和兴凯湖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县。
王震对当时聚集在车站广场的万名转业军官说：“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