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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欢送'？！”
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①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场党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②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①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做上尉助理员。
②盛桂林日常曾自诩：他曾在中央某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领导工作。
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却利用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
“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党，而是‘刮民党'！”
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可！”
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
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
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了这白天的难关。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才扒上了列车。
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天黑才到达密山。
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
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他说：
“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
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