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
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
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
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
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
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
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
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
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
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士。下一
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
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
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
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
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
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
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
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
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
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
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
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
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
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
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
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
界先进水平比。
（四）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
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
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
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
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
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
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
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
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
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
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
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
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五）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
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
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
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
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
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
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
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
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
列宁。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
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
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
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
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六）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
“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
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
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
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
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
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
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
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
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
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
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
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
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
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
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
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
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
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
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
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
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
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结 束 语
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