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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这样不得不走了很久，最后在一家小酒馆里坐了下来，里面已坐了几位黎明即起的客人。他要了一杯罗姆酒而不是苦艾酒，一点没有想到，现在天还这样早，根本不是喝这种酒的时候。随后，他喊了一声：
“堂倌，给我拿一份《法兰西生活报》来。”
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堂倌跑了过来：
“先生，本店没有您要的报纸，我们只订了《回声报》、《世纪报》、《路灯报》和《小巴黎人报》。”
杜洛瓦一听，不禁火冒三丈：
“你们这地方也太闭塞了，哪里像个酒馆？还不快去给我买一份来！”
侍者二话没说，忙去给他买来一份。杜洛瓦于是大模大样地读起他那篇文章来。为了引起邻座客人的注意，使大家都想看看今天这份报纸究竟登了什么好文章，他一面读，一面还不止一次地有意发出大声赞叹：
“这文章写得可真好。”
随后，他把报纸留在桌上，起身离去。酒店老板发现他未将报纸带走，跟在后面喊道：
“先生，先生，您的报纸！”
杜洛瓦答道：
“留给你们看吧，我已看过了。那上面今天可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他未指明究竟是哪篇文章。但他往外走的时候，看到邻座的一位客人把他留在桌上的那份《法兰西生活报》立刻拿了过去。
他想：“我现在该去做点什么呢？”
寻思片刻，他决定还是到他办公的地方先去领取当月的工资，并将这份可怜巴巴的工作辞了。科长和同事们听说他要辞职，定会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想到这里，他便高兴得浑身直打颤。特别叫他高兴的是，定可看到科长那副泥塑木雕的样子。
他走得很慢，以便在九点半左右到达。因为财务部门要到十点才开始办公。
他办公的房间很大，但采光不好，到了冬天几乎要整天点着煤气灯。窗外有个小院子，对面也是一些办公室。房内有八个人办公。此外，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张屏风，屏风后面是副科长办公的地方。
他先去把他那一百一十八法郎二十五生丁的工资领了。钱装在一只黄色的信封里，出纳员从抽屉里取出，给了他。工资既已到手，他也就带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缓步来到他已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的宽大房间里。
他一进门，副科长波泰尔先生便喊住了他：
“啊，是你，杜洛瓦先生！科长已数次问到你。你应当知道，一连两天病假而没有医生证明，他是不会通融的。”
杜洛瓦站在房间中央，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大声答道：
“那又怎样？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
房间里一阵骚动，同事们个个惊呆了。好似待在囚笼里的波泰尔先生，也从屏风上方露出了他那张惊愕不已的面庞。
他平素总把自己关在这密不透风的地方，是因为患有风湿病，害怕穿堂风，为了能时时监视其属下的一举一动，他特意在屏风上挖了两个洞。
房间里静得可以听到苍蝇飞的声音。这样过了一会儿，副科长才半信半疑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被《法兰西生活报》聘为编辑，月薪五百法郎，稿酬另计。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那边上班。”
他本想不把这一情况马上就和盘托出，以便慢慢地体味一下他们那种窘态，不想最后还是禁不住此乐趣的诱惑，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然而不管怎样，他的话还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僵在那里，动也不动。
杜洛瓦乘机说道：
“我这就去向佩蒂伊先生辞职，然后回来向诸位告别。”
说着，他一径走了出去。科长佩蒂伊先生一见到他，便大声嚷了起来：
“啊，你来了。你应当知道，我是不……”
杜洛瓦没有让他说下去：
“请稳重一点好不好？不要这样大喊大叫……”
身体肥胖、脸色红如鸡冠的佩蒂伊先生，被他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说道：
“这个鬼地方，我早已呆够了。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一家报馆工作，待遇很是不错。现在是特意来向您辞职的。”
说完，他扭头便走了出去。心头积压多日的恨，今天总算得以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
他回到大房间，同昔日的同事握手话别，但这些同事生怕影响自己的前程，谁也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他刚才进入科长的房间后，门一直开着，二人之间后来的谈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口袋里装着刚领到的工资，他又到了大街上，先去他经常光顾、饭菜既可口价钱又便宜的餐馆，美美地饱餐一顿。不但如此，他还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特意留在他用餐的饭桌上。此后，他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物品。不过他买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急用，而纯粹是为了叫个店伙计把东西送家去，并因而让人知道他的大名：乔治·杜洛瓦。
说过自己的名字后，他还加了一句：
“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接着，他向店伙说了说其住地的所在街道和门牌号码，并特意叮嘱道：
“交给门房就行了。”
由于时间还充裕，他又到一家专制名片、立等可取的铺子里，让人立刻给自己印了一百张名片。当然，他不会忘记，在名字的下方写上其新任职务。
在将这一切都办妥之后，他这才去报馆上班。
弗雷斯蒂埃见到他，已完全是一副上司的派头，装腔作势地向他说道：
“啊，你来了，很好。我这里正有几件事要你去办，你先等我一会儿，我手边的事马上就完。”
说完便埋下头去，继续写一封信。
长桌另一头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他面色苍白，肥胖的身躯几近胖肿，光秃秃的脑袋油光可鉴。他正伏在那里写着什么，由于高度近视，鼻尖几乎贴在纸上。
弗雷斯蒂埃这时向他问道：
“喂，圣波坦，你几点钟去采访我们说的那些人？”
“四点。”
“到时候，把我们这位新来的年轻人杜洛瓦也带去，让他学学做记者的门道。”
“好的。”
随后，弗雷斯蒂埃又转向杜洛瓦问道：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你带来没有？今天早上与读者见面的第一篇反映很好。”
杜洛瓦被问得张口结舌，停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有带来……我本来以为午饭之后会有时间把它写出来……可是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
弗雷斯蒂埃不满地耸了耸肩：
“你要是总这样不守时，最后必将砸掉自己的饭碗。瓦尔特老头还在等着你的稿子呢。我只好去告诉他，明天再说吧。
你如果认为可以光拿钱不做事，那可错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这样的事本应趁热打铁才是，你这叫什么事儿！”
圣波坦这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准备走了。”
弗雷斯蒂埃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神情庄重地摆出一副训示的样子，转过身来对杜洛瓦说道：
“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将军李登发，住在大陆酒家；一个是印度王公塔波萨希卜·拉马德拉奥，住在布对斯托尔饭店。你们现在要去采访的，就是这两人。”
接着，他又转向圣波坦说道：
“采访要点我已对你讲过，可别忘了。你去问问这两个人，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殖民统治持何看法，是否希望由欧洲，特别是法国，出面干预。”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以同内部人员谈话的语气继续说道：
“公众舆论目前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报道，我们的读者将受益非浅。”
接着又向杜洛瓦叮嘱道：
“你今天去，要仔细留意圣波坦如何行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外勤记者。一个记者，要能够在五分钟内让人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你应当努力学会这种本领。”
说完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信来，那神气显然是要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杜洛瓦他这个以前的军中伙伴和今日的同事，时时记住自己的命份，不要太为随便。
一走出房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并一边笑，一边对杜洛瓦说道：
“这家伙今天的话怎么这样多，居然对我们指手划脚起来，好像我们是他的忠实读者，能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
到了街上，圣波坦问道：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今天天气真热。”
他们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两人刚刚落座，圣波坦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他毫无顾忌地把报馆里的人都数落了一遍，真是滔滔不绝，不厌其详。
“你知道老板是什么人吗？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大概不会不知道，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货色。”
接着，他以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把这些以色列子孙如何悭吝成性着实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常常连十个铜子也舍不得花，买起东西来总像见识浅薄的妇道人家，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直到一切遂其心愿；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发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的老手，并因其手段高明而自成一家。
“这也罢了。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还千真万确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家伙，对什么人都骗。他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所有派别都敞开大门，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会、自由派、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完全成了个杂货铺。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确保其股票交易及其他各类交易生意兴隆。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办法，仅靠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便赚了好几百万……”
就这样，圣波坦始终谈兴不减，并不时称杜洛瓦为他“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他说起话来，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下面给你讲个故事。
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内除我而外，还有那老不死的诺贝尔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报馆行政科长蒙特兰这时忽然走了进来，腋下夹着当今巴黎流行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脸来向他问道：
“有事吗？”
蒙特兰如实相告：
“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还了。”
老板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那笔款子还给他了。”
“简直乱弹琴！”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
这在他是常有的。每当他要说出什么恶毒伤人的话语时，那厚实的腮帮上总要掠过一丝这样的微笑。只见他以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怎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少还他四五千法
郎。”
蒙特兰大惑不解，说道：
“经理先生，这一笔笔帐目并无差错，不但我复核过，而且你也已签字确认……”
老板此时已恢复他那道貌岸然的常态：
“你的天真实在天下少有，我的蒙特兰先生。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欠得他多了，他势必会作出一些让步，让我们少还一部分？”
说到这里，圣波坦一副深知其人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道：
“怎么样？你说这家伙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
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一本也未读过，杜洛瓦却坚信不疑地附和道：
“一点不错。”
接着，圣波坦又谈起了其他几人，说瓦尔特夫人是个十足的蠢货；诺贝尔·德·瓦伦由于年迈，已经不中用了；而里瓦尔则是个来自费尔瓦克的破落子弟。话题最后转到弗雷斯蒂埃身上：
“至于这一位，他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娶了现在这个太太。别的也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杜洛瓦问道：
“他妻子的为人究竟怎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鬼得很，脑子比谁都精明。她是老色鬼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是伯爵提供陪嫁，让她嫁给了弗雷斯蒂埃……”
杜洛瓦像是突然被人浇了盆冷水，周身一阵战栗。他真想走过去给这多嘴多舌的家伙狠狠一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终究还是克制住，只是把话题岔开，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您就叫圣波坦吗？”
对方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是，我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里的人给我起的绰号。”
杜洛瓦把帐付了，说道：
“我看天不早了，我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采访呢。”
圣波坦哈哈大笑：
“您也未免太老实了。您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去问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英国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在他们的看法中，有哪些符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我难道不比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等等，经我采访过的，已不下五六百之多。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那样地千篇一律，毫无二致。因此只须把最近一次访问记拿出来一字不差地重抄一遍，便可交差。需要更改的，只是被访者的相貌、姓名、头衔、年龄及其随从的有关情况。这方面可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很快会毫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有关情况，布列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酒家的门房不消五分钟便会给我们讲述清楚。我们可以一面抽着雪茄，一面徒步走去。结果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报馆稳拿五法郎的车马费。亲爱的，一个人如讲求实际，就应这样做去。”
杜洛瓦问道：
“这样说来，当个外勤记者是很有油水的了？”
圣波坦故作神秘地答道：
“是的，不过同写社会新闻相比，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那里面可有变相的广告收入。”
他们于是离开咖啡馆，沿着大街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圣波坦突然向杜洛瓦说道：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事，请尽管去办。这件事，我一个人足可应付。”
杜洛瓦同他握了握手，便离开了他。
一想到他晚上要写的那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他心中就烦躁不已，只得现在就开始打起腹稿来，于是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把各种各样的见解、看法、结论和轶闻都汇集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举目四顾，人迹寥寥。诺大的巴黎，在此盛夏炎炎的时节，几乎已成为一座空城。
他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找了家小酒馆填饱肚皮，然后沿着环城大街，慢慢地徒步走回寓所。一进门，就赶紧坐在桌边，写那篇文章。
可是目光一落到面前摊开的白纸上，刚才想好的那些东西，像是不翼而飞似的，转眼之间便从他的脑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搜尽枯肠，试图把它们重新找回，即便是一鳞半爪，也要先写下来。然而这些东西像是在同他捉迷藏，他刚要抓住，马上又溜掉了；要不就是突然乱糟糟地一齐向他涌来，使得他不知从何入手，因此无法理出头绪，分别加以装点。
这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斗，倒是已有五张白纸被他写得密密麻麻，不过全是些有头无尾的孤立语句。面对这尴尬的局面，他不由地认为：
“看来我对这一行还不完全摸门，必须再去请教一番。”
这样一来，他势必又有可能去同弗雷斯蒂埃夫人在一起呆上一上午，两个人长时间地促膝而谈，气氛是那样柔和、亲切、热诚。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便激荡着一股热望，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赶紧上床就寝，生怕自己会忽然回心转意，又去写起来，并将文章写得很好，从而使这满腔希望成为泡影。
第二天，他比平时起得要晚，因为他不想让这会面的快乐来得太为匆忙，而先在那里领略了一番。
当他到达弗雷斯蒂埃家的时候，十点已经过了。他按响了门铃。
前来开门的仆人对他说道：
“先生此刻正在工作。”
杜洛瓦没有料到弗雷斯蒂埃现在会在家里，但他不想就此离去，说道：
“请告诉他是我来了，我有急事。”
过了片刻，他被带到曾和弗雷斯蒂埃夫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书房里。
弗雷斯蒂埃穿着睡衣，脚上套着一双拖鞋，头上戴着一顶英国小圆帽，正坐在他昨天坐过的椅子上。他妻子仍旧穿着那件洁白的晨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