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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走廊尽头得费一点时间，但我确实走到了，而且是凭自己的两条腿过去的，帅呀。只是人到了那里，才想起还得一路走回轮椅。
老太太们腾出位子给我。她们是生气勃勃的一群，有些能自个儿走动，有些是靠朋友推轮椅。这些老女孩神智依旧清醒，待我很好。我在养老院算是稀罕人种，一个老男人面对一海票仍在为丧偶心痛的寡妇。
“嘿，来这边。”荷柔关照地说。“咱们让雅各看一下。”
她把桃丽的轮椅向后拉开几尺，匆匆移到我旁边，十指交握，浑浊的眼睛炯炯放光。“噢，好兴奋哦！他们忙了整个早上了！”
我凑到玻璃前，仰起脸，阳光照得我眼睛眯起来。外头好亮，瞧了一会儿才看出点眉目，然后色块聚焦成形体。
街尾的公园有一个巨大的帆布帐篷，红白粗纹篷面，篷顶一眼就看得出是尖的——
我的心脏突然紧缩，一只手不禁往胸口抓。
“雅各！噢，雅各！天哪！天哪！”荷柔大叫，慌得两手乱抖，然后回头朝走廊喊：“看护！看护！快来呀！扬科夫斯基先生出事了！”
“我没事。”我咳起来，捶着胸口。老太太们就是这点讨厌，总是怕你两腿一伸挂掉。“荷柔！我没事啦！”
可是来不及了，我听到橡胶鞋底叽叽叽的脚步声，不一刻看护们便把我团团围住。想来，用不着担心怎么走回轮椅啦。
“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任凭看护推我到食堂，一边咕哝，“麦片粥？豌豆泥？婴儿食品？嘿，让我来猜，是木薯吧？是木薯吗？还是我们要吃米布丁？”
“哎，扬科夫斯基先生，你真爱说笑。”看护平板板地说，心知肚明没必要回答我。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的菜色照例是营养而乏味的肉卷、奶油焗玉米、重新加水的脱水马铃薯泥，搭配可能曾经和一片牛肉打过一次照面的肉汁。他们还纳闷我体重怎么会往下掉。
我知道有些人没牙齿，但我有啊。我要炖肉，我太太做的那一种，要加皮革似的月桂叶一起炖的味道才够道地。我要胡萝卜。我要水煮的带皮马铃薯。我还要浓郁香醇的解百纳葡萄酒佐餐，不要罐头苹果汁。可是，我最想要的是一整穗的玉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得在一穗玉米和做爱之间二选一，我会选玉米。倒不是说我不喜欢跟女人翻云覆雨最后一次，我还是个男人，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变的，但一想到甜美的玉米粒在齿颊间迸裂，我就口水流满地。遐想终归是遐想，这个我知道，啃整穗的玉米和做爱都不会发生。我只是喜欢选择题，仿佛我就站在所罗门王的面前，考虑是要最后一次春宵还是一穗玉米。多么美妙的难题。有时候，我会把玉米换成苹果。
每一桌的每一个人都在聊马戏团的事，我是指还会说话的人。那些静默无语的人或是面无表情四肢萎缩，或是头、手抖得无法使用餐具，都坐在食堂边缘，由旁人拿着汤匙一点一点把食物送进嘴巴，哄他们咀嚼。他们让我想起雏鸟，只差他们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热劲。除了下巴轻微的咬合动作，他们的脸皮动也不动，空虚得骇人。骇人是因为我深知自己正步着他们的后尘前进，我还没走他们那么远，但也是迟早的事。不想落到那个境地，只有一条出路可走，而我委实不能说我喜欢那条出路。
看护把我安置在晚餐前面。淋在肉卷上的肉汁已经凝成一层膜。我拿叉子戳戳看，那膜抖了抖，揶揄我。恶心。我抬眼，直勾勾望着乔瑟夫·麦昆迪。
他坐在我对面，是新来的，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退休律师，方下巴，塌鼻子，大大的招风耳。那耳朵让我想起萝西，耳朵是他们惟一相像的地方。萝西是一头心思细腻的大象，而他嘛，唔，他是退休的律师。我实在摸不透看护脑袋想什么，他一个律师和我一个兽医能有啥共通点？但他来的第一天，看护便把他的轮椅安置在我对面，从此不曾换过位子。
他怒目瞪我，下颚前后移动，像一头牛在反刍。不可思议，他居然真的在吃那玩意儿。
老太太们像女学生似的叽叽喳喳，欢天喜地，丝毫没察觉我们的对峙。
“他们要待到星期天。”桃乐丝说，“比利问过了。”
“是啊，星期六演两场，星期天一场。蓝道跟他几个女儿明天要带我去。”诺玛说着转向我，“雅各，你会去看吗？”
我张嘴要答，但不容我吭声，桃乐丝便脱口而出：“你们看到那些马了吗？乖乖，好俊哪。我小时候家里养马，噢，我爱死骑马了。”她望向远方，有那么电光火石的一刻，我看出她做小姑娘的时候非常可爱。
荷柔说：“记得马戏团坐火车巡回表演的年代吗？海报会提早几天贴出来，镇上所有能贴的地方都贴了！两张海报中间连一块砖头都不露出来！”
诺玛接腔：“就是啊，我记得可清楚了。有一回，他们把海报贴在我们谷仓外面。他们跟爸爸说，海报是用一种特别调制的胶糊上去的，表演结束两天就会自己掉，可是过了好几个月，那些海报还粘在我们谷仓上面，骗你我就不是人！”她咯咯笑起来，摇头说，“爸爸气炸了！”
“然后过几天火车就来了，总是在天刚破晓的时候来。”
“以前我爸会带我们去铁道看他们卸东西。哗，真有看头。还有游行！还有烤花生的味道——”
“爆玉米花！”
“糖苹果、冰淇淋、柠檬水！”
“还有锯木屑！会钻到你鼻子里！”
“我以前弄水给大象喝。”麦昆迪说。
我扔下叉子抬头看他。他显然跩到皮痒，等着老女孩们奉承。
“你没干过那种差事。”我说。
大家沉默片刻。
“你说什么？”他说。
“你没弄水给大象喝过。”
“我有，千真万确。”
“你才没有。”
“你是说我在骗人吗？”他缓缓说。
“如果你说你弄水给大象喝，你就是骗子。”
老女孩们目瞪口呆望着我。我的心狂跳，明明知道不该讲这种话，偏偏不由自主。
“你好大胆子！”麦昆迪手撑着桌缘，指节都凸出来了，前臂筋肉暴起。
“朋友，你听好了，几十年来我见过很多你这种老傻子了，说什么弄水给大象喝，我就坦白一句话，根本没有这种事。”
“老傻子？什么老傻子？”麦昆迪扶着桌子霍地站直，他的轮椅向后飞滚了开。他一根变形的指头指着我，然后仿佛被炸弹炸到似的倒地，身子隐没到桌下，目光迷茫，嘴巴仍未合上。
“看护！喂，看护！”老太太们嚷起来。
橡胶鞋底急奔而来的熟悉脚步声再度响起。不一刻两个看护搀着麦昆迪的手臂拉他起来，他嘟囔着，软弱无力地想甩开她们。
第三个看护是一个丰满的粉衣黑人女孩。她立在桌尾，双手叉腰。“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老杂种说我是骗子，就是这么一回事。”麦昆迪先生说，安全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整整衬衫，抬起灰白的下颌，叉着手臂。“他还说我是老傻子。”
“哎，我敢说扬科夫斯基先生没有那个意思。”粉衣女孩说。
“我就是那个意思，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傻子。弄水给大象喝，是喔。你们晓得一头大象一天要喝多少水吗？”
“唔，根本没概念。”诺玛努着嘴摇头，“我只知道我看不出你中什么邪了，扬科夫斯基先生。”
喔，我懂了，我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太过分了！天晓得我何必忍受别人叫我骗子！”麦昆迪先生说，身子稍稍倚向诺玛，他知道大家都站在他那一边。
“还有老傻子。”我提醒他。
“扬科夫斯基先生！”黑人女孩拉开嗓门。她来到我身后，解除我轮椅的刹车。“也许你该待在房间，直到冷静下来。”
“喂，等等！我用不着冷静，我晚餐还没吃呢！”我嚷着。她把我从桌边推开，朝门口走。
“我会帮你送过去。”她在我后面说。
“我不要在房间吃！推我回去！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
显然她就是可以这样对我。她迅雷不及掩耳地推我穿过走廊，急转弯进了我房间。她固定刹车的力道那么大，整架轮椅都晃了一下。
“我自己回去。”她竖起踏脚板的时候我开口。
“你回不去的。”她说，把我的脚放到地面。
“不公平！”我的音调拉高成哀鸣，“我在那一桌坐了八百年。他来了两个礼拜。怎么每个人都站在他那一边？”
“没有人选边站。”她倾身向前，肩膀靠到我的胳肢窝，撑起我的身子，我的头倚着她。她的头发烫得直直的，飘散着花香。她让我在床缘坐下，我眼睛正好直视她的粉衣胸脯，还有名牌。
“萝丝玛莉。”我说。
“嗯？”
“他真的在说谎，你知道的。”
“我才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是真的知道。我在秀场待过。”
她眨眨眼，恼了。“什么意思？” 我迟疑起来，改变心意。“算了。”
“你在马戏团待过？”
“我说算了。”
尴尬的静默持续片刻。
“麦昆迪先生可能会受重伤，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一边把我的腿放好。她手脚利落，有效率，只差不是蜻蜓点水。
“不会啦，律师都是铁打的。”
她瞪我瞪了大半天，真的把我当成一个人看待。有一刻，我好像从她身上感觉到一抹虚空。然后她突然恢复常态。“你家人这个周末会带你去看马戏吗？”
“嗯，会呀。”我有些得意，“每个星期天都会有一个小孩来，跟时钟一样。”
她抖开一条毯子，盖在我腿上。“要不要我去帮你拿晚餐？”
“不用。”
难堪的沉默。我意识到该补一声“谢谢”，但为时已晚。
“那好吧。”她说，“我晚点再来看你有没有缺什么。”
是喔。会来才怪。他们一向都是嘴里说说。
可是乖乖隆个咚，她来了。
“别说出去。”她匆匆进门，把我的梳妆台兼餐桌拉到我大腿上方。她摆好纸巾、塑料叉子、一碗看来当真秀色可餐的水果，有草莓、甜瓜和苹果。“我带来当点心的。我在节食。扬科夫斯基先生，你喜欢水果吗？”
我有心回答，但我手捂着口，正在颤抖。苹果啊，老天哟。
她拍拍我另一只手，离开我房间，不露痕迹地假装没看到我的泪水。
我把一块苹果塞进口中，品尝齿颊间迸流的苹果汁液。头顶上嗡嗡响的日光灯射下刺眼的光线，照着我伸到碗里取食的弯曲手指。那手指看起来很陌生，怎么可能是我的。
年龄是可怕的小偷，一等你开始懂得怎么生活，便从下面搞垮你的腿，压驼你的背，让你这里酸那里痛，脑筋转不动，还悄悄让你的另一半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医生说癌症转移了，也许剩下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但我的心肝儿柔弱如小鸟，九天后便一命呜呼。在和我共度六十一年的岁月之后，她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呼出最后一口气。
尽管有时候我愿意不计代价让她回到我身边，但我庆幸先走的人是她。失去她，我仿佛一个人被劈成两半，刹那间天崩地灭，我不要她吃那种苦。独留人世实在糟透了。
以前我觉得情愿变老也不要死，现在我可不敢说。我的生活就是宾果
宾果（Bingo）：一种连数字的游戏，先完成的人叫“宾果”，取得游戏胜利。游戏、歌唱活动外加排在走廊上的灰败轮椅老人。有时候我闷得渴盼死亡，尤其当我记起自己也是一个灰败老人，像不值一文钱的纪念品一样跟人排排坐，就更想死了。
但我无能为力，只能花时间等待那势无可免的一刻，一边看着往事的幽灵在我空虚的生活中作祟。那些幽灵又是敲又是打，丝毫不客气，大半是因为没有人对付它们。我已经不再抵抗了。
这会儿它们正在又敲又打呢。
好家伙，别拘束，待久一点。噢，不好意思——看得出来，你们已经不跟我客套了。
天杀的幽灵。
我二十三岁，正坐在凯萨琳·海尔旁边，或者该说是她坐到我旁边的。她比我晚到教室，若无其事坐上我们这排长椅往内挪，直到我俩大腿相碰才红着脸缩回去，仿佛那是意外。
我们1931年这一届只有四个女同学，凯萨琳心肠之狠没有止境。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满心以为“天哪，天哪，她总算要让我达成了”，最后却灰头土脸地纳闷，“天哪，她不会现在就要我打住吧？”
就我所知，我是世界上最老的处男。我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绝不愿坦承没上过女人。连我的室友爱德华都号称曾经全垒打，我倒觉得他跟裸女最亲密的接触，可能就是看他那些口袋型黄色漫画。不久之前，我们足球队有些人找来一个女的，一人付她二十五分钱，大家轮流进牛棚做。尽管我打心坎底愿意在康奈尔大学抛开处男身份，却怎么也不能跟他们凑一脚，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就这么着，在十天之后，在耗了漫漫六年时光解剖、阉割、接生、把手臂伸进母牛尾端的次数多到不想记之后，我将带着如影随形、不离不弃的处男身份离开伊莎卡，回诺威奇投效父亲的兽医诊所。
“这边可以看到小肠末端肥厚的迹象。”威拉德·麦戈文教授没有抑扬顿挫，用棒子懒懒戳着一只黑白奶山羊扭曲的肠子。“这个再加上肠系膜淋巴结肥大的情形，清楚显示出——”
门咿呀一声开了，麦戈文转头察看，棒子仍然深深插在羊肚子里。威尔金院长快步踏上讲台边的台阶，两人站着商谈，距离近到额头差点相碰。麦戈文听完威尔金的急切低语，用烦忧的眼神扫过一排排的学生。
我四周的同学浮躁不已。凯萨琳见我在看她，便将一条腿叉到另一条腿上，慵懒地抚平裙子。我艰难地咽咽口水，移开目光。
“雅各·扬科夫斯基来了吗？”
我吓了一大跳，铅笔都掉了，滚到凯萨琳脚边。我清清喉咙，连忙站起来，成为五十来双眼睛注目的焦点。“老师，我在这里。”
“过来一下好吗？”
我合起笔记，搁在长椅上。凯萨琳捡起铅笔还我，指头趁机在我手上流连。我挤过同一排座位的同学，撞上人家的膝盖，踩到人家的脚，来到走道。窃窃私语声一路尾随到教室前方。
威尔金院长望着我说：“你跟我们来。”
我闯祸了，八九不离十。
我跟着他到走廊，麦戈文在后面关上门。他们俩一言不发静静站着，双臂交叉，面色凝重。
我脑筋转得飞快，回想最近的一举一动。他们检查过宿舍内务吗？他们搜到爱德华的酒了吗？该不会连他的黄色漫画都翻出来了吧？亲爱的主啊，如果我现在被退学，爸爸会宰掉我的，绝对会的。妈妈更别提了。好嘛，也许我是喝了一点点威士忌，但牛棚里的丢脸事跟我可沾不上边啊——
威尔金院长深吸一口气，抬眼看我，一只手搁在我肩上。“孩子，发生意外了。”他略顿一顿，“一场车祸，”再顿一下，这回比较久，“你父母出事了。”
我瞪着他，希望他讲下去。
“他们……？他们会……？”
“节哀呀，孩子。他们很快就走了，大家无能为力。”
我盯着他的脸，努力和他维持四目相接，但是好难。他离我越来越远，退到长长的黑暗隧道末端，点点金星在我眼睛周边爆开。
“孩子，你还好吗？”
“什么？”
“你还好吗？”
突然间他又在我面前了。我眨眨眼，思量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会好嘛？然后我才明白他是在问我要不要哭。
他清清嗓子说：“你今天得回家认尸，我开车送你去车站。”
警长跟我们家是同一个教会的教友，他穿了便服在月台等我。他尴尬地跟我点个头，僵硬地和我握手，然后简直像临时想到似的，把我拉过去使劲抱紧我，大声拍拍我的背再把我推开，擤擤鼻子。然后他开自己的车载我到医院，是辉腾辉腾（Phaeton）：德国产顶级豪华轿车。车款，车龄两年，想必花了他大把钞票。要是大家料到1929年10月华尔街会崩盘，很多人就会改变很多事的做法了。
验尸官领我们到地下室，自个儿钻进一扇门，把我们留在外面。几分钟后，看护现身了，为我们拉开门，无声地招我们进去。
那里没有窗户，墙上就挂着一个时钟，别无他物。橄榄绿配白色的油地毡地面中央有两张轮床，一床一具覆着布的尸体。这种事我做不来，我连哪边是头哪边是脚都无从判断。
“准备好了吗？”验尸官问，走到他们之间。
我咽下口水，点点头。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是警长的手。
验尸官先揭开父亲的尸布，再揭开母亲的。
他们看来不像我父母，却又不可能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