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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三八妇女节”，这天正好是沙尘暴在北京最猖獗的一天，窗外的天都是黄色的，10米以外看不清路，满天都悬浮着灰尘，戴了两层口罩还闻得到土味。我看看外面土黄的天，心里别提多别扭了，心想今天一定不是个好日子。上午11：00，一下手术我就跑出去看手机，什么都没有，但我却感觉到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特有的那种宁静。
和菁菁吃过午饭，一回寝室我就忍不住给研招办打电话。“喂，老师你好，咱们学校的成绩出来了么……出来了啊，我叫张天天，麻烦您帮我查查。”
数秒……
“啊？这是最后的分数么？哦。”菁菁就站在我面前，开始还笑呵呵地冲我做必胜的V字手势，当发现我先是惊讶再是满脸通红最后是苍白，等她想起问怎么了时我早已哭得只会说一句话：“不可能，我要回去查分……”这可能是自我记事以后最不要面子的一次号啕大哭了，因为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英语成绩—40分，尽管其它成绩很不错。
我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噩梦成真了，期盼的成了泡影，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我立刻给爸爸打电话，哭得一塌糊涂，说不出话了，又委屈又气愤。足足费了20几分钟我爸才明白过来我这是没考好，要回家查分。他也被我吓得不轻，多少年他也没见过倔强的女儿这么丧失理智。他只是在一遍遍地重复着：“哭什么，多大点事，你看看你……”
后来菁菁把电话抢过去，只听菁菁说：“张叔没事，我下午不去上班了，陪着她……好好……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火了，冲菁菁嚷：“今天是三八节，你下午本来就不用上班的，何必上我爸那讨人情！”把菁菁都气乐了。我哭了一整天，肿着眼睛，抽泣着去买了火车票，菁菁帮我散心：“逛逛街？”“没心情！”“那我请你吃肯德基？”“没胃口！”“要不上动物园吧？”“够了！我哭成这样，别人是看猴还是看我！”回到寝室，我蒙头大睡，可哪睡得着呢，枕巾都被我哭湿了。
晚上8点多小峰发来了个短信，就四个字：吃饭了么？
回到家，亲戚们什么都没问，我烂桃似的眼睛说明了一切。第二天我给研招办打电话，当时的字字句句我都还记得—
“老师，我是2002考生，张天天，我想查考分，您能给我考卷中心的电他终于忍不住了：“同学，你觉得没考好？”
“恩，英语40分，我觉得太低了。”
“你若是认为能考90分，结果考了40分还有查查的必要。”
蛰居岁月
文／圆月弯刀
或许经过了许多岁月，但我记不清在睡梦中发生了什么。
——切·米沃什
一
1998年春，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一列火车从北向南疾驶而去，我和寝室的老七龙学一声不吭地坐着。
我掏出仅有的两枚“喜之郎”，自己留着荔枝味的，把草莓的扔给龙学，然后看着他面无表情地撕开鲜艳的包装纸，一口吞下洋红色的晶体，继续望着前方发呆。我站起身来，抽出一根烟，晃到车厢连接处，吧嗒吧嗒地喷云吐雾。
正是早春时节，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北方普通树木，白杨，杞柳，榆树，国槐，刚刚显出些鹅黄的色泽，茫茫原野之上芊芊纵横的野草已经露出翠绿的身段，庄稼的幼苗还未见影踪，大地仍是土黄的基调。吐完最后一朵烟云，在淡蓝色的烟雾中，我看见遥遥天边无聊地悬挂着的琥珀色夕阳，光彩已经暗淡，昏鸦不时聒噪而过，暮色就要来临。
这是一次有始无终的旅程，老七陪我去打探一所北方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情报，结果无功而返。然而，这只是我为考研理想迈出的第一步，我历经三载的考研生涯亦从此展开。
我的第一次考研折戟沙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毕业前夜寝室的哥几个坐在校园主楼后的小树林里高歌畅饮、默然而泣的那个夜晚。那夜，圆月高悬。我承认我对月亮有种偏爱缘于执着地认为月亮的盈亏给人以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启示，这也是我后来选用“圆月弯刀”这个网名的原因之一。然而我最崇敬的诗人米沃什这样说：
“一个男人不该喜爱月亮。一把斧子不该在他手中失去重量。”
月亮总会那么圆满，斧子却不免在掌心消沉和轻浮。天亮的时候，大伙陆续离开。空旷的校园，我们曾经如此熟悉和亲切的地方，终于和许多个寒假和暑假来临的前夕一样，就留下我一个人，恍恍惚惚。
二
1999年，我青年时代最有激情的时光。就在这一年的夏季开始之前，我搬进了“同泽斋”，认识了三个铁哥们儿—喜子、阿明和丹尼尔。
“同泽斋”是个大学寝室，它是学校专门出租给考研专业户备战用的。第一次冲击折戟而归后，我和我的新朋友们便在这里整日苦读，度过了平凡而积极的1999年。
喜子和我是一届的，大学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从北京回到老家东北沈阳高压开关厂，一家效益不是很好的国营企业。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喜子不甘就这样聊度青春，于是，考研；阿明是专科生，在NOKIA专卖做经理，日子比我们好过些，可这家伙野心很大，拒绝平庸，于是，考研；丹尼尔和我一个学校，外语专业，比我小一届，因而压力最小，这孩子貌似内向，心里有数，最大的特点是每本书的天头地脚写满名言警句豪言壮语。
就这样，来自不同地方的四个踌躇满志又多少有点郁郁寡欢的家伙凑到了一起。
开始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不怎么说话，好像每个人心里都只抱着一个态度：学习第一，友谊第二。很快地，这种沉默状态被打破了。白天，阿明、喜子去上班，丹尼尔去上课，我自己在屋子里看书听歌；晚上，大伙都回来了，我们看着书，聊聊天，其乐融融。除了丹尼尔稍显含蓄之外，其余几个都是特能搞笑的人。阿明的特点是善于演讲，经常开导别人，我们叫他崔老师。他吹牛的本事的确大，你正感伤呢，他几句话，你就一定能噗嗤一笑，烦恼烟消云散。喜子爆的是冷幽默，经常在大家嬉笑渐渐平息，血压值恢复正常之际，突然地冒出那么一两句，大家立马喷饭。
天气一天天地凉爽起来，有一天，我经过学校南院，顺路买了一盆“一叶兰”回来，一进门就发现阿明的桌子上也赫然摆放着一盆“文竹”。我俩会心一笑：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啊。记得有一则故事说，二战结束后，一个老外经过德国的城镇，在一片近乎废墟的住宅区，看见一户人家竟然养着一盆生机盎然的花，于是他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民族。果然，数年后德国再次崛起。我在跟阿明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阿明沧桑劲道的老脸上闪耀着柔和的笑容。
这是夏季最后的骄阳，可人心依然充满浮躁。我们虽然天天翻书，可也仅限于浏览而已，丝毫不见实质性进展，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复习着，两眼充满了陌生的迷茫。在一个雷电交加，室友酣睡的夏夜，我在枯黄的台灯下，抽着劣质的香烟，喝着有点变味的绿茶，心情起伏难平，在日记里给自己鼓气：
铁云如磐压旧楼，电破乌篷夜色忧。独伴寒灯更鼓骤，风雨过后是清秋。
时间真的跟那晚的闪电一样，恍惚间便来到了诗意浓浓的金秋。没有心境去品味秋的风采，我那彷徨的心依然找不到航行的方向，可是，室友的彼此关怀和贴心话语宛如凄清季节里温暖的春风，让我时时感受着家园的温馨。有一天夜里，阿明抱出了他那把破烂的吉他，一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开始乱弹，我就捧着书站在一边看。他一边弹一边问我有没有什么歌词，说是要编曲弹唱。我把自己平时写的东西扔给了他，喜子和丹尼尔两个不禁哑然失笑，说：“你还有这一手？那《同桌的你》是不是你写的啊？”阿明眉毛一扬，说你们就听着吧。翻到一首烂诗就信手弹唱起来，竟然有滋有味：
冰封了尘土
世界更冷酷
苍白又荒凉
风枯了头发
霜凝了明眸
梦戏要散场
谁踩了我心
踩碎了希望
寂寥又荒唐
一曲终了，我们拍掌喝彩。我也兴致大生，于是取出笛子吹起来。丹尼尔按下键开始录音，喜子也激情四溢，落落大方地一展他独特的公鸭嗓，我和阿明又一起二重唱《请跟我来》、《外婆澎湖湾》、《蓝色理想》等校园民谣……是夜，窗外繁星点点寒，屋内，欢声笑语人不寐。就是在这样的苦闷日子里，我们兄弟几个相濡以沫，自娱自乐，像刚刚走进校园的懵懂新生，像质朴天真的顽劣孩童，一天天抒写着无产阶级青年流放者的书生气和酸臭的浪漫。
几日后便是深秋了。屋里屋外到处渗透着刺骨的凉意。我发现自己看书有点走火入魔，越来越有种莫名的恐慌，总觉得自己不会的知识点太多，像只漂游的独木舟，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彼岸。
这一切，在与我的一位已经考上研究生的高中同学，相遇之后，再次改变了。
那时候，秋叶差不多落尽，晨风里飘着霜，赤裸的树木光洁无华，毛衣加在了我颓然的身上。冬天即将来临。
三
又一个冬天就要来到了，我不再是应届生了。
寝室里越来越冷，室内温度接近了零度。夜晚看书的时候几乎不能安稳地坐上一个钟头，双手麻木地翻转着书本，两条腿一刻也不停地抖动。喜子请了假专心复习，阿明没有报考，他要的只是一个好的环境，丹尼尔买了台电脑，开始研究IT。真正要考研的，只剩下我和喜子。
日历一页页地撕下，考期一天天地近了。我和喜子都感到安不下心来，复习效率也越来越低。我拿出文房四宝—笔、墨、纸、烟灰缸，开始奋笔疾书，直到满墙贴的都是我的大字，最后还嫌写得不过瘾，干脆直接挥毫于雪白的墙壁，够不着的地方喜子帮我搬桌子。取名于诗经的寝室名称“同泽斋”就是这个时候写上去的：“岂曰无衣，与子同泽”，表达同仇敌忾，在战略上藐视考研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我们不只是坐在同泽斋里“同泽”，每个月还要出去改善几次。学校门口有一个“归家”酒吧，那是我们的老地方。有一次，我们四个围坐在酒吧角落里的一方小桌，推杯换盏之余，忽然谈到了各自的理想。清晰地记得，那天夜晚，酒吧里的四个人面颊微红，但并没有喝醉。藤黄的灯光打在我们的脸上，吧里依然喧哗，灯影摇曳着，我们每个人的眼里都闪耀着青春的希冀与激情的光芒。
当我们为各自的理想苦苦拼搏，当躺在被窝里的我们因为寒冷蜷缩，当我们头顶悬挂的时钟滴答不停，雪花在外面准备着降落。1999年的冬天，终于来临。
那天早晨，我们都还蜷伏在温暖的被窝里打鼾，就听见窗户边的喜子一声闷喝：“下雪了！”
来不及穿衣服，我们三个“噌”地窜了起来，趿拉着鞋子，挤到窗边。
我们眼巴巴地贪婪地望着窗外的纷纷大雪，仿佛从小在南方长大。“我们去照相吧！”不知道是谁的提议，立刻得到了除了阿明之外所有人的赞同，因为他还得上班。
“好，好，好！同意，同意，同意！我这就去借相机！”不顾阿明的感受，我赶紧更衣洗漱准备下楼。
“我把这身大衣披上……”我一回头工夫，喜子已经占有了我的羽绒服……
我至今仍保存着那张诞生于同泽斋的经典照片—四个老爷们一溜地排坐，一起回首望向镜头，每个人都戴副墨镜，表情诡异而骄傲—背景：窗户上醒目地悬挂着不知谁刚洗过的内裤！
其时，我们简陋的录音机里播的最多的歌曲专辑是齐秦的《丝路》、老狼的《恋恋风尘》和许美静的《精选辑》。还记得有一次，阿明抱着吉他，我站在他身旁，两人一起装模做样演唱老狼的《音乐虫子》，还时不时地故作推敲斟酌状，坐在那边的喜子终于被我们骗过，惊讶并带着明显的赞叹说道：“哎？你们还真有两下子！这歌作得的确有水准！”直到我和阿明忍俊不禁，他才恍然大悟。室内一片狂笑……
而如今，已很难听到在同泽斋里飘荡的熟悉话语，很难坐在“归家”酒吧里憧憬未来述说理想，很难躺在床上几个人一起静听反复播放的许美静和老狼……
在那些无眠的冬夜，我们还坚持跑步。在我内心里永远定格的是那个十足的风雪夜—零下20多度，暴雪刚止，野风骤起，操场皑皑无垠，阿明、喜子和我，穿戴好行装，一字排开，站在雪地里。环眼，万径人踪灭；举头，千山鸟飞绝。我们互相招呼一声，点点头—箭一样向前奔驰！雪，没了小腿，随时可能摔倒。我们踉跄地坚持，我们高歌一曲《狼》前进，我们没因为环境的恶劣少跑一圈。每个人都努力坚持着，吐出的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自信的笑颜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们知道，前方的终点，不是绝境，是光明！
四
人有时候就是靠着信念的支撑才得以活着而恰恰越是心灵丰富，修养高深的人，越容易仅仅由于信念支柱的坍塌而被击垮。
我既非傻瓜白痴也不是心有城府之人，所以，在看不到希望曙光的时刻，我选择了病倒。
我倒下了，在临考试的一个礼拜前。那段时间我总是莫名地烦躁与慌张，当再一次地清醒和恢复平静之后，我悲观，甚至于产生了厌世情绪。所有的理想，雄心，意志，在一个孤独的夜里，土崩瓦解。我撕毁墙上的书画，揉碎昨日的希望，在那个冰冷的冬夜，情不自禁泪湿双眼。
于是，我就带着病愈后的无谓和颓唐，参加了第二次考研。后果可想而知。
春天，我离开了同泽斋，在电视台找了份工作。其他三个伙伴也分道扬镳，只有喜子还和我在一起。每一个考研之后的人都不会是解脱，而是虚脱。真的是这样，一种激越澎湃的山涧落渊无声的空虚，一种疾驰的汽车悬崖失控的措手不及。同泽斋的我们没有像考前约定的那样出去痛饮，而是默默地思考明天。2000年春天赶来的时候，同泽斋成为了我们各自的一段历史。
喜子考取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阿明换了份新的工作，丹尼尔拎着电脑回到了济南，我名落孙山，当了记者。
那个时候，阿明借住在同学处，我跟喜子住到了他们的职工宿舍，每一天骑车来回一个多小时奔走，看惯了沈阳这个城市的草长莺飞，花开花落。那时我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下班时分看见夕阳红，看见那林荫路两旁白杨树的颜色由浅变深，由黄转青。后来，我在日记里这样记叙着：虽然，流浪的我们居无定所，年轻的我们还在奔波，不过，正像困苦会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一样，现在想来，这段苟且偷生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和可爱……
在职工宿舍的日子同样是温暖而欢乐的记忆。虽然，大家薪水微薄，但生活处处洋溢着无穷的幸福：善良淳朴的石头，顽皮真诚的小军，还有喜子和我。我们想什么就说什么，互相鼓励和帮助，无拘无束地生活着。我们轮流下厨做菜轮流买酒，偶尔还会有一盒我采访带回来的“红塔山”，大家激动难抑片刻分光，倘若是“555”或“七匹狼”，那简直是极品，非留到把“三塔”、“黄果树”抽干了再享受不可。
就是在那里，我度过了2000年朴素美丽的春天，之后我住进了电视台的集体宿舍，认识了星星、小陈、鹏鹏和大亮几位挺棒的小伙子。那一年我是忙碌的，直到考研的念头再次从心底燃起，又一个冬天来了。
五
辞了工作后，在大学寝室兄弟大龙提供给我的住处，我正式开始了独居生活。这次真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从开始准备复习到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书还没有齐，最后一本教材邮来时，距离研究生考试只有一周的时间了。我竟然没有疯掉。
我每天照常上网，写些心里的感受，和朋友聊聊天，有时候在早晨，有时候在半夜。
在一个又一个清晨，鸡刚刚啼鸣，我就爬起床，踏着雪色，哈着寒气，晃晃悠悠来到住宅小区的唯一一间小网吧的门口。每次都是老板娘刚刚打开店门，一边扫着雪一边微笑着打招呼叫我稍等一会儿。我就买杯热奶茶和一条面包坐在网吧门口等候，直到她扫完积雪，开了房间里的灯。
上上网，热热身，回几句昨晚自己写的主题，或是心血来潮新发一篇文章，让自己亢奋起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小窝里，翻看书本，马不停蹄地复习。
中午，开始扮演厨师的角色。去门口的菜市场买来自己喜欢吃的蔬菜，那时候十三路市场的人群开始多了起来。上班的人们开始赶回家吃老婆准备好的午餐，做生意的小贩站在冰天雪地里操着双手时不时吆喝一两句，多半时间用来和身边的人闲聊打发沉闷和严寒。
而我充实并快乐着，我很知足。
现在我仍然能记起那时节的场景，就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永远漂浮在我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