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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找个借口溜号，恭亲王和左宗棠又怎会放他离开，热情邀请他一起参与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李鸿章虽然立场不同却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显然也认可吴可的能力。
盛情难却之下也只得无奈跟着进了衙门后堂花厅，参与了洋务派几位大佬组织的一次重要商讨会议……
第628章洋务洋务
把吴可吓一跳，还以为恭亲王他们要商量洋务派的隐秘行动计划呢，原来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谈会，各人纷纷发言大谈特谈搞洋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点实际的玩意都没有。
因为身份原因，旁听的吴可也被要求发言，他除了跟风难道还会说别的不成，别傻了在没弄清恭亲王他们几个的具体想法之前，还是老实低调点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还不自知。
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
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李鸿章将这些当笑资说给恭亲王和左宗棠时，两位大佬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认为李鸿章做得对就该这样。
吴可瞬间斯巴达了，感觉大千世界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就这还想搞洋务？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过了点吧，不按人家的标准来做还使搞洋务吗，只不过弄出一个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当然他尊重每个人心中的原则和标准，不会指手画脚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成，总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东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说服别人的。
吴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此时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于异常的举动，能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不能的话也得先找个理学家帮忙扯借口，在维护传统的光环下推动想要达成的目的，尽量避免因为理念上的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牵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不说还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朝廷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
为此，李鸿章还特意向朝廷以及恭亲王声明，在坚持朝廷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大清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而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朝廷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会，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再说了此时的大清可不是后世经过多年西化时的环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又想不引起国内顽固势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话，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过急切。
而且列强都不是善类，他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殖民经验，谁知道他们在渗透进满清高层决策层后，会不会想着法子把大清作为第二个印度整治？
一味的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没有限制的开放也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吴可认为要搞洋务运动，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
洋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这个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关键所在。当然他这个想法只跟左宗棠简单提过，并不会傻傻的在恭亲王和李鸿章跟前说这些。
既然有洋务派这些大佬们冲锋陷阵，他就没必要跳出来抢风头拉仇恨，默默发展两广辖区就行，他坚决只动手不动口。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
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经提出风行全国。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看看，连理论基础都建立起来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实权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启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吴可对此自是乐见其成欢迎之至，他在两广搞小动作也很辛苦的说……
第629章日薄西山
在总理衙门待了好几个时辰，直到一干洋务派大佬兴尽方才放行，吴可跟着左宗棠慢慢悠悠的出了总理衙门，在近百护卫的保护下共乘马车返回住所。
在马车上吴可好奇询问这次洋务派大佬会谈，怎么没有湘军那位曾主帅还有四川总督骆秉章？
他可是知道，这两位在百忙之中也跑来京城述职，至于真正原因是什么就不得而知。
左宗棠一说起这个脸色就很不好看，他跟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此时只能用恶劣来形容，起因就是湘军拿走本属于闽浙总督手中的浙江军权。
因为战乱的缘故，有时军权甚至比政务权力要大，浙江巡抚又是跟湘军派系中人，所以此时左宗棠虽是闽浙总督，却十分无奈的对浙江军政竟没有多大发言权，这是性格一贯强硬的左宗棠难以忍受的。
他先对曾国藩表示了一番不屑，认为老曾这时候跑来京城纯粹作秀，谁不知道眼下太平天国已到了灭亡边缘，湘军建立不世之功指日可待，并好好的惋惜了一番吴可不能分享这么大一个蛋糕。
吴可对此却是不以为然，表示他此时的战功已经足够耀眼，要求得再多没什么好处反而害处不少，相反以曾国藩与朝廷的紧张关系，要是没有消灭太平天国收复金陵这等泼天大功托底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朝廷拿下了。
左宗棠虽然认可吴可的意见，功高震主的事儿太过危险，但眼睁睁看着湘军和曾国藩即将有的巨大收获，心中一时不爽到了极点。
两人在半道上分别，吴可所乘马车顶着越来越严寒的大风返回广东会馆。
时近年关，整个京城都笼罩在浓浓的过年喜庆氛围之中，街上满是采购年货的百姓以及商贩，人来车往好不热闹，一股子年味扑面而来。就连广东会所大门前的灯笼，都换成了喜庆了大红色。
下了马车回到居所，会所负责人以及同居此地的广东官员忙不迭上来拜见，好不容易才将这帮热情得过分的家伙打发，这才有空招来总督卫队亲信参将吴平，询问让他打探的曾国藩以及骆秉章的情况。
虽说他不打算插手两江战事以及四川战事，对于捞战功这样的好事没啥兴趣，但不表示他对这两处战场没兴趣，尤其是具体的战斗过程，他要求手下探子打探得越详细越好。
他也要自我学习和提高啊，尽管前世参过军打过枪，可最高不过当过小小的班长，对于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两眼一摸黑，根本就没啥心得体会。
重生到了清代以后，他又面临着冷兵器战斗模式，素有自知之明的他可不认为自己天生大将之才，为了能在战火连绵的乱世之中存活下来，不断的学习其他人的战术理念以及自我提高，就成了必须的生存手段。
别看他自从起家以来屡战屡胜几乎没败过，大清‘名将’的含金量十足，就算他的那些政敌都不得不配合其的指挥手段，在战事上没啥好指摘的，只能从其它方面找错漏捅刀子。
吴可心中很是明白，乡勇队自所以能有眼下局面，离不开初起之时没有败过的亮眼资历。而这样的亮眼战绩，也不过是他谨小慎微又见多识广的结果罢了。
人家跟你玩冷兵器，他便利益手头资源搞热，兵器对抗。对手热，兵器玩的纯熟，他又想办法利用战术极力限制占据主动，总之无论面对的敌人使用哪种战法，他都有不同的办法应对，这就是见识广博的好处！
当然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他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将的话，就必须不断充实自己让自己真正有那份本事，不断学习自我提高便是最好的提高办法。
不断他得自我学习不断提高，就是手下小弟也不能例外。
比不得湘军将领几乎清一色的读书人，乡勇队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泥腿子出身，除了敢打敢拼之外几乎一无是处。要不是吴可强令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不断提高的话，很多人最多干到一个营正参将便到顶了。
而为了手下小弟不断提高自身，吴可也是下了大力气，但凡有点空闲时间都不放过，开办乡勇队内部的识字班和战术战略班，没有教材就拿眼下正在发生或者亲身参与的战事作为范例，没有合适的老师大家一起讨论，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套文字教案，从而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
目前看来效果真心不错，不说吴可本人已能将清军战法玩得纯熟，还能加入经过实战检验的热武器战法，形成了一套独属乡勇队的战术理论。
手下心腹小弟也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不仅个个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鸟，而且对于乡勇队总结的战术战法也都有自己的理解，隐隐有了自己的战斗风格。
所以乡勇队一向重视收集大清境内发生各种战事情报，而且还是越详细越好，这样才能给乡勇队将校们讨论时不至于因为情报关系，而出现认知错误和方向偏差，最后白白做了无用功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
吴平详细汇报：同治元年（1862）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企图调动天京围敌。
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江，占含山、巢县、和州。同治三年1863年2月底，李秀成率第二批部队渡江，并于3月占浦口，4月占江浦。趁清军卜被一路直接杀入皖北，不料受到安徽清军与湘军节节抵御，屡攻不克。进至六安后，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清军防堵甚严，李秀成遂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
这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已增至三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眼见情况不妙洪秀全又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6月20日，李秀成率部由九洑洲南渡抵京救援。
南渡过程中被湘军炮火打死和因饥饿而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到1。5万人。
6月25日，湘军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2万余。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占领。太平军实力则进一步削弱，天京解围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与此同时，苏浙战场也在淮军、洋枪队、左宗棠部闽浙清军的进攻下趋于瓦解，游荡于苏浙边缘的太平军迟迟不能取得让人满意的战果。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
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要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
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又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拒绝。这样，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
……
太平天国的颓势已经不可挽回，除非洪秀全舍得放弃金陵的花花世界，脱离清军重兵集团保卫才有生路，难怪老左对于攻打金陵之战如此愤愤不平。
眼下太平军已经不成了，收复金陵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么大一功劳就算明知得到了也没啥好处，但依旧忍不住心中熊熊的嫉妒之火乱冒。
估计更让老左难受的是，他手下以楚军为基干组建的闽浙清军，明明有能力充当进攻主力，可在湘军的强势面前只能打打下手作为边缘角色存在，以老左的强势性格哪受得了这个？
与闽浙清军有相同命运的就是李鸿章新组建的淮军，明明身处苏常地区，距离金陵近得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湘军独占大功，淮军却只能在旁边流口水占些边边角角的便宜，李鸿章能忍到现在还是一副顺从摸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湘军吃独食的行径实在惹人生厌，要是吴可还在两江的话只怕早就跟湘军闹腾起来了，就是江南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