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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上儒家经义，根本就不屑学之白白错失大好良机。
吴可气得够戗却是无可奈何，人家看不上外国这些其淫技巧他也没法，总不能强逼着这些家伙学吧？
一番好意当了驴肝肺，吴可堂堂两广总督之尊，怎么可能做那热脸倒贴冷屁股之事？
同时也明白此时西风不盛名教势大，与其招收一批心不甘情不愿的读书人学习工程规划，不如重点培养矿工子弟以及收拢孤儿，一边接受矿区劳动熏陶一边从读书识字开始培养，说不得花费个十年八年光景总能见到成效。
吴可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却是没有引起多少波澜，此时整个大清的焦点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湘军，所有人和势力都被两江流传的各种谣言吸引，根本顾不得关注两广这等偏僻所在。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其它派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朝廷，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
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第644章风云激荡
就在两江流言越演越烈，甚至传出有湘军将领逼迫曾国藩皇袍加身这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朝廷对湘军以及曾国藩越发忌惮之时，一个爆炸性突然从两江传出。
“没听错吧，曾某人竟然向朝廷主动裁撤湘军？”
吴可听到消息时吃了一惊，顾不得失态急忙确认道。
“大人消息千真万确，消息从两江传来，此时曾国藩的奏折已递到京城！”
来汇报的手下幕僚急忙说道，脸上说不出的古怪。
“嘿，没想到曾某人倒真舍得！”
吴可轻笑出声，很快恢复激荡心情平静说道。
……
就在各方势力被曾国藩的突然举动弄得不明所以之时，湘军内部也炸开了锅。
就在湘军众将逼宫不久，曾氏兄弟曾有一番密谈，曾国荃私下找到曾国藩，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这其实就是赤落落的鼓动造反了，显然朝廷的一再压迫躺这位性格暴躁的湘军悍将起了逆反心理。
谁料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
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浙江巡抚是他曾老九，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长毛将领说动，让他们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
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
有一次手下湘军大将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眼下想要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
曾国藩很不已为然：表示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先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
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
再说一干长毛将领，他们不投降就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们投降了就是咱们的走狗，以咱们与长毛的深仇大恨，谁还听他们的！
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不仅如此，朝廷对湘军十分忌惮，已经不在躲躲藏藏赤落落的表露在外。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
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湘军这样的制度朝廷怎会满意，合着湘军就是湘系将领的私人武装，跟朝廷没多大关系了？
自古以来，中央最忌的便是拥兵自重的藩镇，湘军模式绝对有成为藩镇的基础，朝廷不打压那就不正常了。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
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从这次事件便可看出，朝廷对湘军的防备之深，再对比一路扶摇直上的乡勇队统帅吴可，赤落落的差别待遇。
乡勇队实际上也是吴可的敌军，但吴可从没在外显露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配合朝廷的调度，最重要的是乡勇队乃纯粹的军事组织，不像湘军这般领头人都是文人阶层让朝廷忌惮。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朝廷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朝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朝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大半江南地区，切断了朝廷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
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
而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和乡勇队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而乡勇队又交恶皇帝不得重视，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同治员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
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
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加上四川总督骆秉章，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
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
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的权利实在太大，名头也实在太响，成为朝廷打压的靶子和标杆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覆灭的当口……
第645章裁撤湘军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不独湘军受到朝廷打压，乡勇队跟吴可也没落到啥好处。
别看吴可跟京城一干满族大佬关系还不错，可一旦朝廷真的决定对乡勇队动手，他们将毫不犹豫在吴可身后捅刀子。
所幸吴可乃乡勇队唯一领袖，不需要考虑手下复杂的派系问题，只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暂时吃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者他出身清军系统，在满清一贯文贵武贱的环境里，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及文人出身，在湘军建立之前已是堂堂二品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显眼。
而且乡勇队行事也没湘军那般高调，除了特定的几个省份以及两次援京之外，名头虽响却没将势力向外扩张的意思，这就给了朝廷很好的印象。
再说战功方面，别看湘军收复金陵立下赫赫奇功，可在京城一干大佬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就连曾国藩都不敢保证压得过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的表现让京中一干大佬想没有好感都难，两次京畿危机都不用朝廷征召，他便带领手下精锐将士第一时间赶到救援。
单单就态度而言，吴可比曾国藩要端正得太多。
第一次京畿危机还好说，英法联军被堵在天津没法真正威胁京城安全，可是第二次京畿危机就不同了。
英法联军此次来势汹汹，并且轻而易举便突破了天津防线，直接威胁到了京城安全，没见连咸丰帝为了不做俘虏连夜跑路了么？
在此之时，地方督抚除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一在上书进京救驾，其余人等却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之后又是吴可力挽狂澜与英法联军连连血战，最终逼得联军不得不与朝廷握手求和。
尽管咸丰帝很不待见吴可这位首功之臣，可吴可救援京畿期间与京中大佬们结下的交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尽管回去之后他便失去了两江总督之位，可调任两广之后他的地位依旧稳固异常。
别的不说，在吴可率军救援京畿期间，太平军突然发动再破江南大营，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苏南精华地带的安全，可最后怎么样？
朝廷连提都没提这茬，好象江南大营不是两江地盘上似的。要是放在往常，江南大营出了这样的漏子，朝廷的问责旨意早就下来了，哪还容得了吴可平调两广无波无澜？
在向朝廷积极靠拢的态度上，湘军和曾国发迹内的表现就要差得多。
第二次京畿危机之时，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安庆，虽说朝廷表示湘军对付太平军正急，可以不必进京救援，曾国藩真就这么做了。
没有比较的话无所谓，一旦有了比较要说一干饱受惊吓的朝堂大佬没点怨气怎么可能。太平天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假，但比起切身的威胁来说，朝堂大佬们的选择可想而知。
可就是如此，吴可执掌两广几年时间，也能时时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压制，更不要说此时风光无限实力强横的湘军集团了。
前问说过乡勇队势力一直以收缩为主，基本上吴可在哪任职乡勇队全部或者主力就会跟去哪儿，尽管战斗力惊人但在官场势力方面确实一般，无论在两江还是两广期间乡勇队都没捞过界。
湘军就张扬多了，以两江为核心周围生分一大票督抚都是湘军中人，朝廷要是不忌惮防备那才叫见鬼。如今湘军的声势达到鼎盛，既为两广的乡勇队吸引了火力，又成功的将朝廷对其的忌惮勾引至顶点。
所以，曾国藩和湘军能做的选择真心不多。
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辏г说龋枷群罄刺皆牡住Ｋ且豢妓祷笆倍己芤蓿械慕杌⒎⒗紊Вг钩⒔崩还械奶嬖蛭谭岬哿偎乐庇幸叛裕砼怠翱烁唇鹆暾咄酢薄�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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