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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任命阿思本（sherrard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海龟”根本没有放朝廷所言土鳖上船的意思。
这事哪成？
总理衙门“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
最后李泰国做了让步，同意设立“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做尽行废除处理。
不过，总署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理衙门咨发各处，妥议妥筹。暗地里商量如何排除洋人争功。
曾国藩机敏，发现新合同明确了李泰国舰队“协剿金陵”的任务。若然将来岂非要与湘军同分克复南京之功？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仅自不愿分功立言，格调未免太低，让人笑话。看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
他先重复一年前与朝廷形成共识的原则：“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然后，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说他巧立名目，搞什么“帮总统”，不过是排挤中国军人，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若真如了他的愿，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却仍然“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对此，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方应“虚与委蛇”，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汉总统”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帮总统”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
但是，对方若“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则应施行第二套计划，那就是“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吗？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吗？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此时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你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
而朝廷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当然初一看，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说的前提，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不得不曲为弥缝。
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
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对这个判断没说一个字。因为他真能体会朝廷的苦衷：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探听下情，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
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智慧，实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采众论”后，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居中斡旋，朝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将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如此，本来朝廷采购的一支近代化舰队，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第648章风帆战舰
“大人，根据快船传回消息，水师甲支队一切进展顺利，新冒出那几股海盗势力损失惨重……”
专门负责情报收集整理的总督心腹幕僚，恭敬的向吴可汇报海上情况。
“让水师甲支队的战船不用忙着回来，一定要揪住那帮可恶的海盗狠揍，最好能一举将他们全部干掉！”吴可满脸狰狞杀气腾腾吩咐道。
说起来真叫人不爽，自从广东水师改组成两广水师，又经过一番大力扩张后，两广水师便经历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海上剿匪战斗。
这么长时间的扫荡，伶仃洋航道上的海带势力基本上已被清扫一空，没想到水师刚刚放松了几天，又不知道哪跑来的傻货海盗溜了出来，在航道上搅风搅雨自寻死路。
吴可得到消息之后大怒，立刻派出驻扎在琼崖军港的水师甲支队，要求他们五将捣乱的海盗全部剿灭，或者重创也成。
十来天时间转眼即过，这天正是两广水师甲支队返航的日子，吴可左右没事干脆在亲兵虎护卫来到广州城外水师军港，一边视察军港情况一边等到远征水师分舰队回来。
趁着分舰队还没回来的当口，他在附属军港的船厂以及船坞看了看，见到穿厂工匠在十来位金发碧眼的洋人技师帮助下，正热火朝天的建造一艘小型风帆战舰，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满意微笑。
找来船厂负责官员询问战舰建造情况，得知请来的洋人技师还是合作，并没有在战舰建造过程中出妖蛾子，指导船厂大清工匠还算尽心尽力时，他心中更加满意好好勉励的船厂负责官员一通。
自中世纪以来，在船舶建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革新给世界留下了丰富的船型：比如“科格”船、“加莱”船和“克拉克”船等等。
但是，“科格”船行驶缓慢，其在风浪中颠簸而行的样子无疑象个巨大的胡桃壳；“加莱”船尽管操纵灵活，但终究经不起风浪；“克拉克”带着高耸的首尾楼，笨拙蹒跚，你要它迈出通向新世界的重大步伐，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但是，船型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后数百年的船型发展都和这些船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体尺度逐渐增大，结构逐步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帆装逐步复杂化以适应各种气象条件。
但是船型各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舰炮的引进，而引起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的深刻变化以及统治者对于领土扩张和异邦财富的渴望程度。
火炮装上“加莱”船对于船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久事情在“克拉克”船上有了转机，因为它比“科格”船灵活，而又比“加莱”船经得起风浪。
与此同时，15世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法兰西、英格兰和汉萨同盟国家，已经把他们的商业眼光投向了远隔重洋的地方，那可是隔着广阔无垠风浪滔天的大海啊。
因此就要求帆船速度要快、续航力大、抗风浪能力强，而且只要少量水手就很容易操作。而且，这些船必须容量大，能够装载足够多的货物回来，以便还有利润可赚。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安全因素。当罗马货船航行在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还能用桨帆军舰来护航，但是要它们跟着货船到东西印度群岛去冒险，那可是痴人说梦不现实的事情了。
于是，15世纪的商业帆船只能“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在航海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军舰和商船的界限模糊了。由于需求相似，因此船的形状也相似，或多或少都像“克拉克”的原型，而且都装备相同类型的火炮。
事实上这些武装货船打着“商业探险”的旗号，实施的都是对于原住民的征服和掠杀，而且在先来后到者之间常常由于分赃不均而引发武装冲突。
在16世纪，“克拉克”船型已经成为所有欧洲航运界最普遍采用的船型了。它和14世纪葡萄牙的原始“克拉克”或者所谓“西班牙大帆船”已经不一样了，他的船型更大、更快，操作性能更好，因此能够适应大西洋的风浪。
一旦“克拉克”船武装起来，其必然的趋势是要变大。而且因为笨重的火炮是装在甲板和船楼上，使得船的稳性变坏。而且一旦开火其后座力使得船更危险。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提高舰炮铸造的精度和铸炮材料的强度；其二是发明了船舷炮门。这个金点子是英国人詹姆斯·贝克想出来的，将火炮装在下甲板上，并在船体两侧开出炮门，让炮能够发射；而在不使用的时候，炮门用带铰链的炮门盖关闭。
不管怎样只有在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军舰”诞生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海上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靠接舷格斗，那时的战船更多地是起到了一种运兵船的作用。
而火炮的大量使用，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有可能远距开火。船舷炮门的发明，更使得这船成为了专门打仗的“专业户”，而不是随便什么船都可以客串一下的。
一些年以后，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了亨利八世的王位。她委托皇家海军的司库约翰·霍金斯来设计新的军舰。
霍金斯研究解析了之前的海军战舰，决定降低塔状的船楼，尤其是实际上取消了首楼。船体放长收窄，使船的长宽比从原来的3：1扩展到4：1。
霍金斯还引进了组合式桅杆，其帆装的式样也成为以后一批军舰的经典规范。在霍金斯的手下，“盖伦”船诞生了。霍金斯时代的英国军舰已经相当快速和灵巧，能够绕着敌人的军舰快速地寻找理想的位置来发出致命的舷炮齐射。
在16世纪，西班牙，法国、荷兰和瑞典等欧洲国家都建造了大型的风帆战舰以维护自己的海洋主权，但这些军舰都和英国军舰的模样大同小异，也都是用从舷侧炮门里向外开火的舰炮来武装。
这个时期“盖伦”船的外形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在首斜桅的顶端还竖立着一根垂直的桅杆，上面带着一个小的横帆。后来在17世纪，那些见多识广的舰长们风帆航海的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们认为首斜上桅和首斜上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所以，后来都改掉了。
在16、17世纪之交，法国人手里没有像样的军舰可以和英国的盖伦军舰来抗衡，因此，他们在1624年向荷兰的造船者订购了五艘军舰，这些在当时最先进的三桅风帆军舰无疑地使法国人壮了胆。
英国人不甘示弱研究出了新的主力战舰，命名‘海上主权’号。其首斜桅横帆和首斜桅上帆的面积都很大，而前桅和主桅在中帆之上又进一步出现了上帆和顶帆。辅助帆肯定是取消了，而在后桅斜桁大三角帆的上面还有两块横帆：后中帆和后上帆。
在所有的皇家军舰中，“海上主权”的船体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其尾板首次采用了圆弧形，而不是平的，这在其它重视海军的国家纷纷消防。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人领导了风帆军舰的潮流，但是不要小瞧了隔岸对峙的法国人。法国人是最后加入建造大型风帆军舰的军备竞赛的，因而它就有可能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到了东西。
他们造军舰要小一点，但是要宽一点，炮也少一点。但是这样一来，火炮平台比较稳定有利于精确瞄准。而且法国人知道，英国人为了多装一些火炮，他们总是将船的下层炮甲板安排得离开水面太近了，在船身摇晃或者船帆受风而倾斜倾斜时，装在下层甲板上的火炮实际上是很难使用的。
这样，法国人牺牲了一层炮甲板和相应的一层炮，但是使他们的军舰更轻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活。
不管怎样除了这些基本的区别以外，在18世纪的这对老冤家之间，在风帆军舰的设计上是互相学习、互相模仿而共同提高的。
18世纪的大型风帆军舰，带着多层排列的火炮和高大巍峨而错综复杂的帆装系统，显得威风凛凛，游弋在世界的海洋。它已从过去小巧的“盖伦”商船进化成“战列舰”了。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无论是在编队航行或是在作战时，常常都是首尾相接，排成一列的缘故。
风帆战舰根据它们所携带火炮的数量进行分级。称得上“战列舰”的军舰是其中的一到三级，它们有2—3层贯通全船的火炮甲板；其中一级舰至少装有90门火炮，而二级和三级的火炮则要少一些。
而列为四级和五级的军舰和战列舰相比，在船体形状和帆装相似，但是要小一些，而且只有一层炮甲板。为避免战线上产生“软肋”现象，这些小舰就没有资格和战列舰一起参加“阵地战”。
但是它们可以个小灵活的独特优势进行游击战，既可以和快船交火，也可以去捕俘慢船。当时的海军还使用一些六级舰，那些一般都是辅助舰艇，其船型五花八门，主要作为供应运输之用，只带一些轻型的自卫武器。
第649章奋起追赶
列强海军的发展确实迅猛，但还没到难以追赶的地步。
在无烟火药以及黄色，炸药没有发明以及大规模推广之前，战舰上的火炮威力还没彻底拉开，想要追赶的话也没想象中艰难。
至于船舶制造，虽说此时的大清已全面落后于列强，但不代表大清水师一点底子都无，事实恰恰相反大清水师还是有些底蕴的。
长期以来，后世分析探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给人的看法大都是由于大清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这无疑是正确的。
而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军事制度、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等一系列问题。
落后的水师体制和陈旧的水师装备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水师体制十分落后，存在诸多的缺陷。
首先是部队编制分散，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通过采取“化整为散”的措施以起到镇压和控制各地军队的双重功能。其次是缺乏统一指挥，互相掣肘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八旗水师和绿营水师属分省管辖，根本不能集中协调共同对敌，从而导致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与此同时，大清水师的战船和武器等装备基本沿袭明代的样式，水师战船大多由商船改造，水师配备的火炮，射程近且准确性极差。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装备的火炮不但数量多而且威力大，同时火炮可以自由转动，根据作战需要及时调整射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军队普遍采用蒸汽机作为舰艇推动力，航行速度、续航能力及攻击能力都有较大提高。
因此当时朝廷的水师战船，无论其船体结构、火炮数量还是作战性能，与英国海军舰艇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清水师的平时训练严重不足也制约了战斗力的提高。
大清水师的平时训练十分松散，不少官兵吸食鸦，片甚至在军营聚开赌场，有时水师船只也常用作走私鸦，片之用。
当时的江苏水师虽有万余人无船可载，但同时又有不少战船长期搁置在沙滩而无人过问，以至于破损不能使用。个别沿海水师风干日炙敝坏居多，甚至柁折桅倾。
许多地方水师都是有水师之名却无舟楫之实，而且舰船修造制度更是形同虚设，按期修造的战船多是以旧代新，间有稍加修理者，不过涂以颜色以彩画为工，其实皆损坏堪虞难供驾驶。
由此可见，大清水师的装备、训练和管理的废驰松懈已严重影响了它的战斗力，落后就必然挨打，面对有备而来各方面都强于大清水师的列强入侵者，被动挨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指望这样一支衰弱腐朽的水师战胜来势汹汹的列强海军无疑于痴人说梦。
当时已经有西方专业人士指出了朝廷海防建设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早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海军司令官安逊就曾放言，用他的“百人队长号”战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中国沿海可以集中的所有战船。
一名法国军官在写给其海军部的信中说：“用四艘战舰和几只补给船在吕宋岛供给，就可以把中国海军击垮。”
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后也注意到大清海防废弛，水师战船破旧不堪，他这样写道：“英国只要动用少许兵船，就能远胜中华帝国的整个海军。”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狂妄昭然若揭，但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大清水师的腐朽与衰败。
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曾有人对大清的海防建设尤其对舰船状况十分不屑。
他们认为大清的战舰宠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船身的弯度颇大，船首平直，船尾没有企柱；船平底，吃水浅；船身红色或黑色；船体在风平浪静中显得迷离恍惚，庞大笨重，这便是大清帝国‘第一等’舰队的外貌。
如果开起炮来，即使战舰不沉没，炮也会反撞到向后面舰舷侧面通道跌下海去。至于载员多少，要看准备去对付的敌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而定。武器包括枪矛，几把刀剑和大量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