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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纯三郎顿了顿又说道：“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孙文君是个国际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宋教仁则是个民族主义者，有时可以为国家领土安全牺牲个人乃至党派利益。仅举满洲为例。当初民国成立时，作为大总统的孙文君因为财政拮据，居然提出以2000万日元的价格将满洲租让给我们大日本帝国，如果我们同意，便派黄兴来日与桂太郎阁下秘密缔结租界协定。
“而在前清时候，宋教仁去满洲运动土匪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听闻我国‘长白山会’声称延边地区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他便化装成日本人进入长白山会，侦获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伪证，然后查阅各种资料，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论述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还托人把自己写成的著作交给清政府驻日公使作为谈判的证据。
“相比之下，显然扶持孙文君执政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更加有利。”
明石元二郎微微颔首：“山田君言之有理，不过还不够全面。”
山田纯三郎恭敬地说道：“请次长大人赐教！”
明石元二郎一边逗弄着花猫，一边说道：“除掉宋教仁，扶持孙文君执政，固然是我们此次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嫁祸给现在的大总统袁世凯，让他成为全中国民众指责的对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他在政府、国会、军队和民间的影响力。”
“袁项城？”山田纯三郎有些不解。
明石元二郎解释道：“你说宋教仁是个民族主义者，殊不知袁世凯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对我们染指满洲大为不满，甚至对我们吞并朝鲜半岛犹自耿耿于怀。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打击对象？如果他和宋教仁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针对我国处处刁难，又岂是我国家之福？要知道一个虚弱的、混战不休的中国才最符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要求。
“所以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我们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媒体鼓动、舆论造势、除掉证人、伪造证据等，把幕后真凶指向袁世凯，让他身败名裂。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武器、财力上大力资助孙文君，让他鼓动南方的革命党势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争取在中国形成南北长期对峙、长期混战局面。这将是我们推行大陆政策最有利的时机。”
山田纯三郎疑惑地问道：“孙文君也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他肯出面鼓动南方的革命党势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么？”
明石元二郎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反而抓住那只花猫后问道：“山田君，你知道怎样才能让猫主动去吃辣椒么？”
“嗯？”山田纯三郎大为愕然。
“你知道怎样才能让猫主动去吃辣椒么？”明石元二郎再问道。
山田纯三郎想了半天才答道：“先饿猫几天，然后把辣椒剁碎做出肉饼，猫自然会吞下去的吧？”
明石元二郎不置可否，而是左手揪住猫，右手食指从旁边食案上挑起一大块辣椒酱涂在了猫的肛门周围。花猫顿时厉声惨叫，疯了似的不停回头去舔屁股上的辣椒，不一会儿功夫就把辣椒舔得干干净净。明石元二郎这才望向山田纯三郎：“山田君看到没有？有人不愿意干棘手的事，那我们就拿捏住他的痛处，让他知道无路可走，那时候他自然会做出合理选择的！”（未完待续。。）
四〇六、世人皆比孟尝君
且说仇亮独自一人在居酒屋里喝着残酒，虽然他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内心中却在激烈斗争：怎么办？怎么办！
不知是袁华选顾及两人校友、同乡、故旧的关系，有心提醒自己避灾远祸，还是他刻意隐晦地透露消息，希望借自己之口拯救宋教仁。总之，从他的话语里可以很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山先生对宋遁初已经失去信任，开始物色更合适、更听话的人选，随时准备把他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职位上撤换下来。
党内人事更迭本属稀松平常，关键是撤换之后如何处理。是继续保持他国民党理事之位？还是如他自己之前所预言的那样，有人要借他项上人头一用呢？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于党内斗争的手段最了解不过，陶成章、陶骏保、许雪湫等人都是怎么死的？还不是自己人下的手！
可是即便自己把消息告诉宋遁初，他又能怎么办？仔细回味之前两人的谈话，不难发现宋遁初似乎早已发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在有意识地加以应对，只不过从现在看来，他的抗争并不成功。要知道这世上能救宋遁初的人实在太少了，几乎屈指可数，而且中山先生在党内久负盛望，宋遁初根本难以反抗。
清酒喝到最后一杯，仇亮终于下定决心：干了！虽然拂逆中山先生的意旨，很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性命难保；虽然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很难挽回宋遁初的悲剧结局，但是仇亮还是决心去试试。因为宋遁初对于国民党实在太重要了！
宋遁初不仅学问品行冠绝一时，组织力、鼓动力及执政能力在国民党中也是上上之选。如果他要是遭遇什么不测。国民党很可能由此停滞不前，乃至分崩离析。而自己呢？不过是上百万党员中的普通一众，死不足惜。如果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宋遁初的活命，仇亮觉得千值万值！即便最后没有成功，毕竟自己努力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愧于心。
仇亮心中计议已定，出了居酒屋便急忙赶到电报局。给在上海的宋教仁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首不着调的五言小诗：“游从赤松子，桃源能避时。山压渔父死，问君何所之？”虽然是诗。寓意却非常明显，“从赤松子游”这个典故常用来比喻大功既立、功高震主之后隐迹避祸，“桃源”是宋教仁的故乡，“山”是孙中山。宋教仁则自号“渔父”。只要有点文化、有点心眼。都不难从中看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发完电报，仇亮又急忙去买回国船票，不过他的目的地不是上海，而是北京。
尽管仇亮以赴死的态度掺和到这件事中，但并不等于盲目送死，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上海一直是同盟会在国内最坚固的堡垒，孙中山在那里影响极大，连宋教仁陷在那里一时半会儿都脱不开身。何况自己这等蝼蚁？只怕今天到上海，明天就会被人沉到黄浦江底。而且宋教仁已经在上海积极活动。凭借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鼓动能力，根本不需要自己帮忙。
而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仇亮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虽然真正能救宋教仁的人并不是很多，偏偏在北京就有两个：袁世凯，孙元起。仇亮打算抱着微弱的希望逐一拜访两人，看看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实在不行，仇亮决定利用自己《民主报》主笔的身份，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在报纸上和盘托出，即便为此报社被查封、自己囫囵入狱也在所不惜！
不知自己因为发送电报而逃过一劫的仇亮，在三月上旬顺利返回北京，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到经世大学拜访孙元起。
之所以不先去拜访袁世凯而选择孙元起，不是因为孙元起更有能力，而是孙元起从教育总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城外的经世大学，和普通老师无异，拜访起来相对容易。袁世凯如今位高权重，每日登门拜访的达官显宦不知多少，加上他经历过无数阴谋诡计，府邸内外防卫森严。像他这种凡夫俗子想要求见，中间必须大费周章，打通无数环节。等他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只怕宋教仁墓木已拱。
孙元起对于仇亮的冒昧来访十分诧异，不过还是礼貌地接见了他。
寒暄过后，仇亮便试探着问道：“孙先生，在下听说您前些日子曾电邀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不过却被他委婉地拒绝了。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孙元起皱了皱眉头，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道：“国民党虽然名为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得票只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远没有超过简单多数，想要组阁并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与宋遁初先生北上商议组阁事宜也是出于公心。既然他婉言拒绝，显然是国民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孙某谨代表新中国党对国民党上下表示衷心地祝贺。”
仇亮又问道：“那孙先生有没有想过，宋遁初婉拒北上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比如？”
仇亮道：“比如他被某些人阻扰，难以抽身北上？比如受某些势力威胁，暂时不敢北上？”
孙元起一怔，蓦然想起了穿越前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中学历史课本上曾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后世也不断有人对此深示惋惜，由于他的遇刺身亡，导致国民党奋起操戈，使得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脱离了原先拟定的民主法治道路，本可以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只好无奈地继续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在列强窥伺和军阀混战中蹒跚前行。
因为有了自己这只蝴蝶，致使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完全没有达到原先的预期，宋教仁组建纯粹政党内阁已经成为奢望。孙元起本以为遇刺之事已经被自己一翅膀扇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想到历史的车轮还是顽固地沿着原来的车辙前进。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历史书上应该明确指出了宋教仁遇刺的幕后真凶是袁世凯及其亲信。难道这次还是袁世凯和赵秉钧？
虽然孙元起心中疑惑，但与仇亮是初次见面，不可能直接坦诚相告，反而肃声说道：“记者先生莫要胡说！就孙某所知，袁大总统对于宋遁初是极为欣赏的，早在赵智庵出任内阁总理之前，就极力推举他出任内阁总理，由于宋遁初坚拒不就才没有达成；宋遁初在同盟会中也以‘亲袁派’著称，足见两人关系莫逆。
“赵智庵与宋遁初在内阁中也并无大衅，即便有所争吵，也是为国家公义，并非个人私仇。据称宋遁初在北京任职期间，因为住在城外不便，经常留宿赵智庵府上，足见两人关系之亲昵。如今北上组阁乃是国之大事，何人胆敢威胁阻扰？记者先生莫要胡言乱语，须知国家法律俱在！”
仇亮却借用宋教仁的话回答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孙元起闻言霍然站起身来，大声喝叱道：“你究竟是何人？”
仇亮起身对着孙元起深鞠一躬：“在下姓仇名亮，字蕴存，湖北湘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与青海徐又铮（徐树铮）都督、湖北蒋雨岩（蒋作宾）旅长等是同届同学，回国后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民国成立后，又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衔司长。政府北迁后，放弃官职从事报业，现为《民主报》主笔。
“因为都是湖南同乡，在下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便与宋遁初结识，共同参加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下忝列其中，并担任湖南分会会长，与宋遁初交往益密。去年国民党成立，在下曾作为同盟会代表，陪同宋遁初参与谈判事宜。所以对于宋遁初的情事比较了解。”
孙元起又凝眉问道：“那你今日来访所为何事？”
仇亮不敢隐瞒，连忙答道：“宋遁初之前因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之事得罪部分党内同志，近来又因国会竞选失利，导致沪上部分老同盟会员群情激奋，指摘宋遁初不谙党务居心叵测，认为他一不提倡中山先生极力鼓吹的民生主义，二把三民主义名称从政纲当中剔除，显然是想架空中山先生；而且认为宋遁初丢弃同盟会根本，去和反革命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期内掌握政权，是同盟会第一罪人。所以他们积极谋划，企图在宋遁初北上之前除掉他，以儆效尤。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恳请孙先生帮忙，将宋遁初救出上海！”
当初孙元起与宋教仁曾在内阁共事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孙元起对他的印象并不大好，觉得他年少气盛、锋芒太露，权力欲又极强，很容易招人嫉恨，他得罪党内同志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救不救他，孙元起颇为踌躇：“仇先生，这种问题难道不应该先去向中山先生求助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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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七、根居隙地怯成形
“唉！”仇亮微微叹息一声。
尽管没有明言，孙元起却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惊骇可以想知，脑袋里更是一片混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孙中山要对宋教仁下手？是两人积怨已久，还是一时忿恨？是政见不同，还是争权夺位？是宋教仁罪有应得，还是孙中山蓄意谋害？是历史课本错了，还是自己这只蝴蝶造成的？……
无论如何，孙中山在孙元起心中的高大形象开始分崩离析，并渐渐有轰然崩塌的趋势。
仇亮见孙元起脸色阴晴不定，只好默不做声站在那里，静等着他最终的答案。
孙元起在震惊之余，心中也是千回百转：到底要不要救宋教仁？不救，历史很可能又会回到原先的轨道上，袁世凯继续替孙中山背黑锅，然后爆发二次革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凭借自己对近代史一知半解，在处理某些重大问题时占据一定的优势，尽管这种优势已经越来越少。但坏处也同样明显，眼看明年一战就要爆发，中国还处于尖锐的南北对立之中，以此等国力很难在战争中获利，甚至日本趁机侵占山东也难以抵御。
救，问题更大。就现在看来，宋教仁非常有手腕，在国民党内影响力很大，迫使孙中山只能采用暗杀嫁祸的手段除掉他；但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同盟会势力相对薄弱的北方，在同盟会根深蒂固的南方根本难以与孙中山、黄兴等这些前辈大佬相比，甚至很多同盟会老会员对他是视若寇仇。致使眼下他陷在南方难以脱身，乃至于有生命危险。
救了他，好处是一旦宋教仁北归。号称“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将会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方国民党以宋教仁为首，因为没有兵力和地盘做保证，最终将沦为二流政党；南方国民党以孙中山为首，有枪有地盘，虽然依旧不失为南方第一大势力，但会因此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很难和袁世凯、孙元起叫板。新中国党将接手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进而组阁执政。
至于收宋教仁做小弟，孙元起是万万不敢想的。惊才绝艳之人必定桀骜难驯、所谋者大。宋教仁如此锋芒毕露，连孙中山这个老革命都难以驾驭，孙元起又安敢将其置于卧榻之侧？更进一步说，就算孙元起救了他一命。宋教仁会领这个人情不？
当然。救他的坏处也同样明显。救宋教仁无疑就是狠狠抽了孙中山一计耳光，如果孙中山彻底倒向袁世凯的怀抱，那么孙元起和新中国党的境遇将非常糟糕。
想到这里，孙元起沉声问道：“仇先生，你来之前是否和遁初理事长商议过么？”
仇亮抬眼望了望孙元起，然后默默地摇了摇头。
孙元起又问：“那你知道遁初理事长近期有何打算么？比如回到北京之后。”
仇亮再次摇摇头：“月前在下曾与遁初在沪上见过一面，只是约略谈及北上组阁事宜，其余并未深谈。当时遁初已经隐约透露出对自身境遇的担忧。在下随后赴日本采访，发现情况确实相当严重。这才不揣冒昧前来拜会先生，希望您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孙元起沉吟片刻才答道：“仇先生，兹事体大，孙某一时间也难以决断。如果你不嫌弃，且允孙某思忖一日，明天再给你答复，不知可否？”
如果是一口应允，仇亮只怕会忍不住怀疑孙元起的诚意；听说孙元起要考虑一天，仇亮反而松了口气：“那在下便静候先生佳音！”
仇亮走后，孙元起急忙乘车来到新中国党总部，会同陈训恩、杨永泰以及在京参加新中国党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滞留未归的汤寿潜、杨度、程子寅等人，商议如何应对此事。
听孙元起简要介绍完从仇亮那里获知的消息，杨永泰道：“就我年前在各省运动竞选之际的见闻，可以大略窥知同盟会控制的安徽、江西、广东诸省积极整军备战，不难推出南方国民党早已处心积虑想要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只是苦恨没有合适的借口发动北伐。所以谋杀宋教仁一事很可能是孙文筹谋已久的一石二鸟之计，既可除掉党内亲袁派异己宋教仁，又可嫁祸袁项城挑起战争。我们贸然插手想要拯救宋教仁，只怕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