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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不提内藏库的问题，赵祯就听着比较顺耳了。但心里也多了一层警惕，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小子，不会也是个只会说好听话的，只是平时不让人看出来吧？
徐平又道：“臣所讲的少取多予，不讲平常所说的轻徭薄赋。天下多事，税赋自然是该收就收，不可以在这上面动脑筋。不然，就又回到了所谓盛世就是天下无事上来，圣于子不为。既要少取，又要多予，朝廷还要用无数钱粮，难道能够平空变出钱财来吗？前些日子，欧阳修曾经作文，说起三司如今的购物券。说是购物券既然不要本钱，随便多印一点不就变出钱财来了吗？臣曾经机缘凑巧，与他说过此事。但因为他是一个馆阁人员，不去用心读书，反而一味议论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说了他一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让他且去用心读书。但说起来，只怕朝里也有很多人像欧阳修那样想，只是他们为人稳重，不像欧阳修那样鲁莽敢说而已。”
赵祯轻轻点了点头：“多印购物券，也有大臣提起。只是朕总觉得这事情哪里不对，世间岂有不劳而获的道理？一直没有应允。”
“自然不该应允！那就是几张纸而已，怎么能够是钱财？如果陛下明天下一道诏旨，不许用购物券换三司铺子里的货物了，谁还敢说能印出钱财来？购物券能够当作钱财使用，是因为能够换三司铺子里的货物，那些货物才是钱财。三司的场务，现在所制的货物，都是民间所未有，农具、车辆，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农事。这些说不上与民争利吧？有了这些场务，便就可以生产出钱财来，有了这些钱财，便就可以少从百姓手里收税赋，这是臣所讲的少取。税赋可以减，但减的缘由，不是要求天下无事用不到钱粮了，而是三司可以自己变出财物来了。”
“再说多予。三司有了自己的钱物来源，终究还是少取，总不能把这些货物白送出去。且不说那样新场务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手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到底多少能到百姓手里，还是未知之数。要想予，必先取。比如中原之民，种稻麦，但总不能不舂不磨，直接吃到肚里去吧？官府便就有舂米务，便就有磨面务，只要比百姓自己做起来划算，这都算是多予。若是风调雨顺，收了中原百姓多余的米麦，从西北换了牛羊卖给他们，只要比他们自己养起来划算，这也算是多予。以官府之力，调此种货物之有余补其他地方的不足，这都是多予。为何如此说？因为这些货物，若是不能换来东西，在百姓手里只是无用之物，只能朽坏。以无用之物，换有用之物，这不是多予是什么？三司铺子，如今还主要只是卖三司场务所产。微臣打算日后，让铺子开到天下各州各县去，不但卖货物，还收本地土产。以当地不值钱的土产换缺少的货物，百姓用无用之物换到了有用之物，这是不是多予？”
听到这里，赵祯插嘴问道：“依你所说，三司岂不是要做商贾之事？”
“不，似是而非，商贾重利。有一倍之利，他们就会不辞辛苦；两倍之利，就不惜长途跋涉；三倍之利，甚至可以抛妻弃子，背井离乡。五倍之利，就可以不在乎朝廷法度，干冒风险。到了十倍之利，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了。三司虽然也做贩运之事，也获利，但不重利。重在互通天下有无，以有用之物予百姓。而且，三司的铺子可以限制获利在多少之下，让一些无赖之徒无机可乘。比如食盐，如果三司能够保证获利在三倍以下，天下哪里还有干冒砍头的风险去贩私盐的人？”
“如此做起来，只怕有些艰难。有考功比较法在，官吏为事，只怕会比私商更加贪婪。现在只是收钱粮，因为要考课，就惹出无穷事来。”
“陛下所言极是。所以，要有人去监察他们。朝廷的官吏，自有御史台，有谏院监察。地方上有转运使，有提刑使，都不容他们乱来。钱粮如何查？有勾院。臣在三司，这一年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就是教会了勾院的人查账。臣一直想，把勾院从各司独立出来，与磨勘院一起，别立一司，如御史台查天下官吏一般，专查天下钱粮！”
赵祯想了想，道：“此事如果你真地已经准备成熟，可以上一道奏章来。”
“谨奉旨！过些日子，等臣到衙门视事，便就做这件事。”
刚才话说得太急，徐平稍歇了歇，喘了口气，又道：“此是对内，只要朝廷府库充盈，有钱粮在手，又怕天下出什么事？不怕百姓挨饿受冻，便就可以行教化，使人知礼仪荣辱，这都是易事。古人说做事要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而钱粮就是这天下之纲。只要抓住了钱粮这件大事，其他都无大难，只要知人善任而已。钱粮不足，便就如俗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伊尹周公在朝，只怕也无力回天。”
“钱粮为纲，钱粮为纲——”赵祯口里默念几句，点点头，又摇摇头，一时有些犹豫不决。圣人以谈利为小人之举，这样真地行吗？吃得饱了就有天下盛世？（未完待续。）
第177章 天下大义
“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赵祯终于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钱粮虽然确实是国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终究还是以仁义为重。仁义行，天下自治。”
徐平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笏，却摸了空。才想起进天章阁的时候，赵祯特意吩咐一个小黄门给收了起来，以示今夜不用拘于君臣之礼，可以畅所欲言。
收回手来，徐平拱手：“陛下，读圣贤书，尤其是要观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圣贤本心。孟轲说梁惠王，这里的利，显然不是指的钱粮。依梁惠王所问，可知此处之利，是说孟轲见王，能带来什么好处。孟轲一介书生，以仁义游说诸国，又能够带去什么钱粮？此处的利，说钱粮可，说兵甲可，说百姓亦可，凡是利于梁王之国的都可。孟轲之时，当时能够利于魏国的，难不成今天就不利于本朝？若以这句话说治国不言利，那还以什么治国？孟轲说‘何必曰利？’盖因当时魏国钱粮充足，兵甲精锐，所缺的只有仁义而已。本朝以仁义治天下，岂可与穷兵黩武的魏国相提而论！若是用这句话来质疑朝廷不当用心于钱粮，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
赵祯眉头紧锁，一时沉默不语。
现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钱粮？那就不会有三司，更加不会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门了。求钱粮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说出来，更加不能作为朝廷施政的指导纲领。
赵祯迟疑，不是他不知道钱粮的重要性，而在于一旦把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后果他无法预料。以仁义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号，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钱粮为纲，让天下的百姓怎么想？对于朝廷来说，百姓就是用来缴钱粮的？
汉儒讲天命，皇帝受命于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点苦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有天变，宰相便就要担责，代君受过，罢相都算是轻的。与皇帝坐而论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给的？当然就是用来替皇帝受天罚的。相反天下百姓受点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这一套在两晋就玩不下去了，道佛两教兴起，社会思想陷入混乱。至韩愈提出孟子道统，算是彻底结束了董仲舒的理论，到宋儒别开一派。简单说，就是借由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说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这个年代，有天变虽然还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经常要上表请罪，但已经不需要为此担责了。刘太后时王曾罢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应宫火灾，罢免宰相以应天变，真正的理由还是刘太后不满王曾对他的掣肘，那次罢相已经成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统性的来源，最少要从理论上自洽。哪怕你实际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朝廷所宣扬的，还是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意识形态，既受政治结构左右，又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政治行为。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但时间来不及啊，他现在还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纳入到现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于彻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别说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就是能够拿出来，没个几十年也完善不起来，更加扩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来催化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是一条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没有他在推动，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动，就要面对既有的政治现实，面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不小心，这种束缚就会把改革捆死。
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墙，他必须把这一堵墙推倒，才能继续前行。
至于去寻找工商业资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里的工商业散出去，形成一个新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助力，徐平还没有那么天真。
说商品经济的有效资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说只要不依赖于土地的产业资本就会推动资本主义了，那是两码事。必须从客观上，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风险、利润彻底压倒农业资本，自动引导资本主动向工商业流动，而不是靠几个开厂开商店的资本家去推动商品经济。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
只要投资土地还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风险更加小，资本就会从工商业自动流向农业，根本不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去，而不会投入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里去。这条链条早晚会断裂，商品经济的萌牙由此被掐灭。
这是唯物主义，唯意志论是站不住脚的。
要想推动改革，徐平就必须借助三司来形成这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并努力维持住，由点到面，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要发展，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工商业资本对农业资本彻底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之后就是良性发展了。
初起的时候，去搞什么私人资本家，只会产生买办资本家。把本来应该用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抽出去，去买田买地，去买房子。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有副作用。
资本主义不是指资本家当政，而是资本当政，跟资本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资本这样一个抽离了具体人格的抽象物，才有资格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宰。资本家，充其量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且不是资本惟一的代言人。三司，就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三司就是资本的代言者。
从这个意义上，三司有能力、有意愿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徐平在三司所开始的改革，内部并没有遇上什么阻力，阻力来自于外部。
徐平还记得，自己的前世，欧洲资本主义革命是从原始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开始的。他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从人性本自私，天然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出发，从而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源自然会做出最优的配置。这由此而推出来的核心是重商主义，激烈地争夺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套理论基本趋于破产，欧美国家从经济制度需求出发进行了重新构建。
欧洲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对于经济有重大意义，天然是培养重商主义的温床。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的链条中，生产重于商业交换，重商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是没有条件发展的。同样的一条经济链条，中国的条件天然要求把重心放在生产和消费上，商业行为并不居于核心。相应的，当年欧洲人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也就不适合于宋朝社会的实际，徐平也没有去照搬的空间。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也要从人的基本特性出发，从而推导出一套理论系统，与社会存在相适应。
徐平虽然是看书只观大略，这些年圣贤书还是看了不少，包括这个年代一些思想家的说法，也做了了解。比较来比较去，能够跟自己心中的大道吻合，有发展前途的理论，还是只有李觏的那一套说法。
人性本朴，无所谓善恶，人天然有生存的需求，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还有更加高级的需求。而满足人的需求的，便就是社会财富。只要确定了什么是社会财富，那也就能够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了，因为人的劳动天然能够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只有天赐之物才能满足。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由此也就能够开始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循环。这个循环能够建立起来，商品经济也就成为了必然。
最关键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财富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从而求利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与现有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
朝廷求利是为了天下百姓，那么朝廷的利就不再与义相对，而成了天下之大义。
舍小节而全大义，这不正是孟子一派所高举的旗帜吗？
历史上，在大多数读书人都在向孟子道统靠拢的时候，在非孟即是尊荀的思想大风向下，李觏独树一帜，非孟而不尊荀，自成一家。并且用这一家之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当世大儒，其理论功底自不待言。
也正是李觏的努力，在历史上打开了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大门。虽然实际上王安石是尊孟的，与李觏激烈反对孟子的态度完全不同。也正是李觏的这一派，开启了后来的南宋功利学派，在朱熹集各家大成为理学的情况下，与之相抗。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虽然不是王安石亲口说的，但也代表了当时变法派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三句话都没有超出孟子理论的框架，孟子本来就是以一个不守条条框框的面目出现的。
用李觏的框架，徐平还不至于做到如此极端，能够用更加缓和的方式溶入进现有的思想当中。这个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着徐平做到这一点，那只能是李觏。当年与李觏相识只是偶然，但经过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书信往来，谈论一些学术问题，徐平和李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学术思想上的同路人。
现在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理论的框架虽然已经搭好，但还没来得及把地基夯实，没有来得及把房子建起来。赵祯现在问徐平，着实是着急了一些。
（备注：不知道读者愿不愿意看古今思想的碰撞，我知道作者们都是避开的，肯定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后面的改革，会从意识形态、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造等几个方面展开，我尽量集中笔墨，把这个问题简单梳理一下，以免有的读者后面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内容后面基本就不会再涉及到了。）（未完待续。）
第178章 你不是那块料
赵祯到位子上坐下来，看着不远处的灯火出神。
读圣贤书要看其原文，要了解其本意，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很正确，但只是好像而已。从孟子说出这句话，经过后世一代一代人的演绎，早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圣贤之所以是圣贤，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是那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更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累积了千百年来多少人的沉淀，那是能说剥去就能剥去的？
徐平去从《孟子》原文来解释这个“利”字，明白说还是托古改制的那一套。赵祯自小由名师教导，受过良好的教育，哪里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孟子解诗，强调要“以意逆志”，徐平所说，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赵祯在仔细思考中间的利弊得失，而没有直接出口反驳。
从王安石，到追随他的改革派，之所以把孟子抬起来，其实跟韩愈提孟子道统的目的和立场有细微的不同。王安石等人尊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意逆志”这个四个字，是托古改制进行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以己之意，而逆推古圣贤之志，实际上就把秦汉以下的儒家经典全部抛开，相当于另起炉灶。
孟子虽然迂阔，他的理论也大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但根本上，他是以一个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对于当时的各国是如此，对于儒家就更加是如此。他的这个改革者的特性，才是他从诸子被抬起来进入孔庙的原因。
一直到北宋末年，孟子最主要的标签就是改革旗帜，随着改革的失败而慢慢丧失这一光环。至于后来，进了孔庙的孟子，自然就任由打扮，他本来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徐平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年代人们心中的孟子，跟自己前世是有很大不同的，对李觏极端反对孟子的态度很犹豫。毕竟，自己也是改革者，�